直言敢谏却“长命百岁”的高允
众所周知，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家天下的皇帝是上天之子，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予取予夺的权威。尽管历代君主都好扮演礼贤纳士、开放言路的贤明角色，实际情况却是，做臣子的多半都是唯唯诺诺、明哲保身，甚或谄媚溜须以求干进。原因很简单，伴君如伴虎，敢于直言相谏甚至逆批龙鳞的官僚，多半没有好下场。所以表面煊赫风光无两的帝王们，实际上也都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当然，也有例外。虽然相对于数千年的封建朝代史，这个“例外”中人仅仅是少数，但细数起来，其绝对数却也是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小群体。其杰出而著名的代表便有死后令唐太宗慨然赞叹“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朕尝保此三鉴，内防己过。今魏征逝，一鉴亡矣”之魏征。他的特色就是从不隐讳，犯颜直谏。后妃越礼，他犯颜直谏；太子越礼，他犯颜直谏；皇上想去泰山封禅，他犯颜直谏……而他之所以敢逆批龙鳞，固然有一身正气，胆略过人的内因在；善于揣摸皇上脾味，娴熟“谏”的艺术，又遇上了一位相对开明大度而又企图树立英主形象的君主，才是其全身而逝的根本原因。同样的道理，如果不是遇到了中兴之主汉光武帝刘秀，青史留名的“强项令”董宣，几何而不头颅落地甚至株连九族？
董宣的故事知道的人应该也不在少数。说的是汉光武帝姐姐湖阳公主家府中的一个男仆，仗势杀人后藏进主人家府。洛阳令董宣设计把这个杀人犯抓住，并当着湖阳公主的面，把杀人犯斩决。湖阳公主到光武帝前告状，光武帝大怒，召来董宣，准备下令处死董宣。董宣毫不畏惧，反问刘秀是要天下，还是要包庇杀人犯。光武帝无言以对，只得放了董宣。然而湖阳公主不依，光武帝下不了台，只得命董宣向湖阳公主叩头认错。不料董宣更是不依，两手撑住地面，左右侍臣强按他的头，他硬是不肯叩头，死活不给面子。到了这地步，换了个皇帝，再会作秀，绝对也恼羞成怒，像掐死个虫子似的捏死他。但光武帝尽管也恼，却还是个明理也愿讲点理的人，知道董宣的“强项”，为的根本是他的家天下。于是只训斥董宣一声：“强项令出！”便算了事。这实际上不但宣布董宣鲠直无罪，而又成全了他忠臣良吏的美名。当然，光武帝的气量，给自己带来的实际上是更大的利益和中兴令主的美誉。这正是他的高明过人之处。
说到敢于犯上直谏，且一身正气、光耀青史者，其实还有一个著名人物，不知怎么，史乘上不罕见而世俗间却鲜闻其名者。他就是北魏时期的五朝元老，一直活到98岁才寿终正寝且备极哀荣的高允。
高允，字伯恭。汉族人。生于北魏道武帝登国五年（公元390年），卒于孝文帝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享年98岁。先后效忠于拓跋焘、拓跋晃、拓跋浚、拓跋弘、拓跋宏五代君主。历任从事中郎、侍郎、中书令、光禄大夫。死后追赠司空，获谥号曰文。
高允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其立身清正，且好直言进谏。朝廷有什么处理不当的事情，高允总是恳求皇帝召见。尤其文成帝时（亦是一个开明有为而相当明智的皇帝），他常常屏退左右侍从，单独接见高允并与之面谈。有时从早晨一直谈到黄昏，或者一连数日不出宫。高允有时动情激论，言辞切中时弊，文成帝虽有些生气，却深知高允的直节劲气和激谏无忌的良苦用心，依然信任无疑，礼遇而善待之。比如，公元458年，高宗（文成帝）返回首都平城后，即大兴土木——建太华殿。时任中书侍郎的高允则认为此举骄奢劳民，便直言劝谏说：“太祖开始兴建城池宫殿时，考虑到不误农时，施工一律用农闲时节。况且，我们建国的时间已很久，现有的宫殿足够使用。退一步说，即使要扩建宫室殿阁，也应逐步实施，而不能仓猝行事。照现在的建筑规模，初步核算，共需征调民夫差役二万人，而需供应饮食的老弱妇女，又得增加一倍。规模大，要求严，预计半年才能竣工。一个农夫不下田耕种，就会有人挨饿，何况竟然动用六万多人，劳力和费用，实在难以计算！这是陛下最应留心的事情。”文成帝认为高允所言甚是，接受了他的进谏。
高允还励行俭德，居官清廉。以至经常让他的儿子们上山砍柴，以维持家中的生活。有一次文成帝亲自到高允家，看到只有几间简陋的茅草房，床上只有粗布做的被褥，厨房也空荡荡的只有食盐和青菜。文成帝不禁连声叹息，赏赐高允绸缎五百匹，粟米一千斛，并任命高允的长子高悦为长乐太守。文成帝由衷尊重高允，从不直呼其名，而尊称为令公。
不过，坦率地说，我对这一记载多少是存了些疑的。长期在朝为官的高允再怎么廉洁，基本的俸禄还是有的。再怎么也不至于要住草房，砍柴烧乃至厨房里只有青菜和食盐吧？要么他确实尚俭，有钱不花，要么就是他在刻意作秀，或者史官在为其夸饰？年代久远而资料有限，我无从考证也不欲考证，姑且存疑吧。但有一件事，却是确确凿凿地见诸史乘，充分闪现着高允非同凡响的人格的光辉，令我不得不击节三叹，由衷钦服。
此事发生于北魏皇帝拓跋焘主政时期。拓跋焘命崔浩主持修订国史，高允也参与其中。拓跋焘特别面谕他们要“务从实录”。于是崔浩他们便当真“实录”起来，把拓跋焘先祖辈们的履历行状和“丰功伟绩”据实列叙，几乎是无论善恶毫不讳言，却不知帝王们不为好龙的叶公者几稀，再加上小人们谗夫构陷，拓跋焘勃然大怒，一纸诏命，竟将崔浩收系于狱中。眼看着命将不保了。
高允也参与了修史，自然也要受到牵连。而他曾是太子拓跋晃的师傅。太子知道此事后，便想保全高允。特意将他召来，面授机宜道：“我当导卿入谒内廷，至尊有问，但依我言，当可免罪。”高允答应得很干脆。谁知真随太子进见皇上时，回答的却全不是一回事。当时，太子让他留在外面，自己先进去见父皇，说高允是个小心谨慎之人，修史的事，全是崔浩做主，与高允并无干系，请免高允的死罪。
拓跋焘命太子召高允进去。太子将自己的意思告诉了高允，让他照此回答便可。谁知当皇上问高允：“国史统出崔浩之手么？”高允竟不慌不忙地跪下道：“太祖记是前著作郎邓渊所作，先帝记及今上（指拓跋焘）记，臣与崔浩共著。崔浩但为总裁，至于下笔著述，臣较崔浩为更多。”
拓跋焘顿时盛怒，瞪大眼睛逼视太子道：“允罪比浩为大，如何得生？”
太子也慌忙跪下道：“天威严重，允系小臣，迷乱失次，故有此妄言。臣儿曾向允问明，俱说是由崔浩所为”。
拓跋焘又转向高允道：“太子所陈，是否确实？”
太子眼巴巴地望着高允，希望他再不要乱说了，谁知高允依然从容不迫地回答道：“臣罪当灭族，不敢虚妄。殿下乃是怜臣，欲全余生，所以有此设词。”
此言一出，太子满头是汗，暗想这遭算是全完了。不料皇上竟也被高允的一腔正气所感动，默了好一会后，对太子说：“这真好算得直臣了！临死不易辞，不失为信，为臣不欺君，不失为贞，国家有此纯臣，奈何加罪？”说着便命高允起身，侍立一旁。并叫人召入崔浩讯问。崔浩满面惊惶，支支吾吾不敢详对皇上的问话，反而更激起拓跋焘的怒意，喝令左右将崔浩牵出去，随即命令高允草诏，要诛杀崔浩及其僚属一共128人，而且统统是夷灭五族！
高允勉强拿起笔，却迟迟不下。拓跋焘不解地催促他，高允竟搁下笔，俯首道出又一番令太子和皇上瞠目结舌，却掷地有声的话来：“崔浩若别有余衅，非臣敢谏诤；但因直笔触犯，罪不至死，怎得灭族？”
拓跋焘极为诧异地瞪了高允半晌，一声断喝，让人将他拿下。太子晃赶紧又苦苦哀求，好一阵，拓跋焘的怒气才有所平息，指着高允对太子说：“非允敢谏，更要致死数千人了。”
太子赶紧给高允使了个眼色，牵着他退了出去。
第二天，果然有诏令下来，命令诛死崔浩，并夷其族。其余有牵连的僚属只杀本人，不罪及妻孥及家族。虽然仍是一场令人齿冷的文字狱，毕竟要少连累许多冤魂了。
一场几乎是势不可免的大祸，竟因为高允的坦诚和直谏，不仅保全了自己，还救了许多人的性命。这种事在中国历史上不可谓不是一个奇迹。而高允，不可谓不是一个铁骨侠肠的硬汉子！
自然，事后高允与太子会就此事有过议论。他们的对话，读来也令人肠热。不妨顺录于下：
太子道：“我欲为卿脱死，卿终不从，致触上怒。事后追思，尚觉心悸。”
高允道：“史所以记善恶，垂戒今古。崔浩非无它罪，但作史一事，未违大礼，不应加诛。臣与浩同事，浩既诛死，臣何敢独生。蒙殿下替臣救解，恩同再造，不过违心苟免，非臣初愿，臣今独存，尚有愧死友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