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千百年来，在传统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村落社会，人们聚族而居，安土重迁，常年以种地为生。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农耕民族与其耕地相连系，胶着而不能移，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费正清通过对《剑桥中华民国史》的研究也表明，中国“清末城市生活的特征，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都与五百年前宋代的情况极为相似”。由此可见，中国是一个农耕历史悠久的国家，农业文化处于社会文化的主导位置。然而，20世纪20年代初以来，随着中国近代城市化的推进，传统的封闭格局被打破，城市与乡村不再是一体化的存在，整个社会呈现出城乡分离的局面。这为文学发现农村、发现农民提供了现实条件和广阔视角。因此，关于“乡土”的书写成为“五四”以来文学创作中的一个基本母题，乡村和农民一直是其最重要的文学场景和文学形象。

一 乡土小说的发端与演进

（一）乡土小说的发端

20世纪初，乡土中国正处在一个内忧外患、破旧立新的时期。这一时期发生的“五四”思想启蒙运动，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学习西方先进思想和文化的热潮。在此历史背景下，许多生长于乡土、后侨居城市的知识分子，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启示和烛照下，开始把视线更多地聚焦于身边的乡土，并以此来想象和思考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转型问题。像鲁迅的《故乡》《祝福》《阿Q正传》等作品，以“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启蒙主义精神，率先用生动的现实主义笔触描绘农民的悲惨处境，在客观冷静的描写中展开对中国国民性的探讨，传达出对乡土中国底层农民命运的关切。此后，许钦文、王鲁彦、沈从文、蹇先艾、冯文炳、许杰、彭家煌、潘训、台静农等大批寓居于都市的农裔作家，目击现代文明与宗法农村的差异，在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启迪下，带着对童年和故乡的回忆，用隐含着乡愁的笔触，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揭示了农村在长期封建统治下形成的闭塞、落后、破败、萧条的境况，他们的作品构成一幅幅20世纪初宗法制农村社会悲惨的生活图景。像潘训的《乡心》、王鲁彦的《桥上》、蹇先艾的《到家的晚上》、许钦文的《父亲的花园》，展现了资本主义经济侵入下衰败凄凉破产的乡村景象；蹇先艾的《水葬》、许杰的《残雾》、王鲁彦的《菊英的出嫁》、彭家煌的《怂恿》，揭示了封建宗法制野蛮残酷的乡村陋习；台静农的《烛焰》和《新坟》、许钦文的《疯妇》，叙述了封建文化戕害下农村妇女的悲惨命运。这些作品取材于作者各自的家乡生活，热情地关注着现实人生，用现实主义创作态度和手法观察、分析和表现乡村生活，表达了作家深邃独到的思想见解，开拓了乡土叙事新的艺术境界。

20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在题材选择上更加注重社会化，形成自己独特的社会剖析视角，即把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生活现象放在更加广阔的社会背景及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去剖析其蕴藏的社会内涵。如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茅盾的《春蚕》、叶紫的《丰收》、夏征农的《禾场上》、蒋牧良的《赈米》、丁玲的《水》、荒煤的《秋》等作品，反映了“谷贱伤农”“丰收成灾”等社会问题，并以沉重的笔触叙写出乡民们土地无收的惨状，揭示出农民贫困、农村破产的社会根源。王统照的《山雨》、叶紫的《火》、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呼兰河传》、端木蕻良的《科尔沁草原》等作品，真实地反映出大革命失败前后农村土地革命的情形以及作者对沦陷故土的深深眷念之情。正如鲁迅在给《八月的乡村》作序时所言：“作家们的心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面前展示，显示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和活路。”相对于20年代的乡土小说而言，这些作品在剖析纷杂的历史事态、激越的时代风云中，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现状，包含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和悲壮的民族情绪，从而实现了从淡淡的哀愁到犀利的批判的转移和超越，形成以“左翼”作家为主体的社会剖析派乡土小说。“在意识形态话语的笼罩中，他们对具有浓郁‘地方色彩’及‘异域情调’的风景画、风俗画的多种艺术方法的描写，既是对早期‘乡土写实派’的历史回应，又开创了新的乡土小说范式，为20世纪40年代乃至新中国建立后的乡土小说创作提供了有益的资源和发展路径的启示。”

（二）乡土小说的变调

进入20世纪40年代，在特殊的战争环境下，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在不同的政治文化空间，经由不同类型的作家得到差异性巨大但互相映照的表达。这一期间，国统区的乡土小说作家继承国民性批判传统，描绘农民遭遇的现实苦难，对落后停滞的封建伦理道德和狭隘愚昧的国民性展开了更加深邃而犀利的批判。像沙汀的《淘金记》《还乡记》，对四川充满血污的乡村现状进行了客观描写和深刻批判；艾芜的《回乡》《南行记》，表现了边地乡间的苦难和冷峻野蛮的封建习俗；碧野的《肥沃的土地》、艾芜的《丰饶的原野》、路翎的《燃烧的荒地》，写出了农村新兴力量的发展势头；艾芜的《石青嫂子》《山野》，则揭示出抗战期间国统区黑暗的社会现实。这些作品是鲁迅开创的改造国民劣根性、重铸国民灵魂启蒙文学主题的延展，也是40年代乡土小说的启蒙意义所在。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乡村社会特征及革命战争背景促进了“革命乡土小说”的兴盛。这一时期“解放区的乡土小说与1920年代以鲁迅为首的对苦难乡村的阴暗展示，与以沈从文为首的对田园乡村的咏叹，无论是题材的选取与处理，还是叙述者的文化身份，都存在着差别”。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提出“一切文学艺术为工农兵服务”，从此颠覆了以往一切旧的文学观念和审美原则。从20世纪40年代初一直延续到70年代中后期，乡土小说在《讲话》的规范下，逐渐走向“农村题材小说”发展道路，形成了这一期间乡土文学创作的变调。

在解放区的意识形态话语下，赵树理、周立波、丁玲等一批作家改变创作方法上的小资“矫情”，将目光聚焦于解放区大规模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展现了解放区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和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其中赵树理就是解放区创作农村题材小说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在毛泽东发表《讲话》的前后几年，赵树理深入解放区农村，与农民群众朝夕相处，把注意力放到农民身上，用农民自身的视角审视和观照农民的生活形态，创作出为农民所喜闻乐见的小说作品。他的早期作品《小二黑结婚》，堪称农村题材的典范之作。在这部小说中，赵树理一反20年代乡土小说中那种感伤忧郁的笔调，展现了解放区农村清新活泼的喜剧气象，同时从民族性格和文化层面昭示出中国农民的历史沉疴。在《小二黑结婚》引起强烈反响之后，赵树理又创作了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小说围绕解放区农村改选政权和减租，对农民翻身解放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写出了解放初期复杂的农村政治生态，讴歌了以李有才为代表的农村新人形象，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均是《小二黑结婚》的延续和发展。此后，赵树理又推出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堪称中国农村大变革的历史画卷。赵树理的小说创作，不仅带动了解放区通俗化乡土小说创作的蓬勃发展，同时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乡土小说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赵树理的影响下，以山西作家马烽、西戎等人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其乡土小说创作进一步向旧形式的通俗小说转变。同时，丁玲、周立波、孙犁等乡土作家，在“赵树理方向”的指引下，创作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荷花淀》等长篇小说。这些乡土小说形式、语言凸显出的大众化、通俗化，均受赵树理小说的影响，并且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乃至70年代末。如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梁斌的《红旗谱》，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等。这一期间，“风俗画、风情画和风景画作为乡土小说必备的艺术要素，也逐渐从乡土小说的叙事空间退场，乡土小说也随之蜕变为农村题材小说”。

（三）乡土小说的转型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大陆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文艺也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随着思想解放潮流的发展，80年代乡土小说摆脱了政治加于文学的枷锁，重返20年代乡土文学的审美追求，“五四”启蒙主义传统得到承接与重建，“地方色彩”和“风俗画面”再次回到乡土小说的本体之中。这一期间，暴露“伤痕”，深入“反思”，渴望“改革”成为乡土小说的创作主潮。作为早春时代信息的“乡土伤痕小说”，像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古华的《芙蓉镇》、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作品，突破了现实题材的禁区，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六七十年代极“左”政治下的乡土现实及农民生活，表达了整个民族在拨乱反正中痛定思痛的感伤情绪。尤其是古华在长篇小说《芙蓉镇》中，采用“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的叙事方式，唱出了一曲“严峻的乡村牧歌”，展现了一幅悲凉的人生画卷。这些作品对“乡土风光及民风民情的诗意描绘因其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至今仍然是脍炙人口”。此后，伴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作家们开始以冷静、严肃、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审视历史，从而促使反思文学应运而生。像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是其中的代表作。反思文学较之于伤痕文学，不再满足于展示过去的苦难与创伤，而是力图追寻造成这一苦难的历史动因。与此同时，许多作家开始把创作视域由历史拉到现实，一边关注着现实中的改革发展，一边在文学中发表自己关于改革的种种思考和设想，其开篇之作便是蒋子龙的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在这期间，农村改革小说代表作品主要有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何士光的《乡场上》、张一弓的《黑娃照相》、张炜的《秋天的愤怒》、蒋子龙的《燕赵悲歌》、贾平凹的《腊月·正月》和《鸡窝洼的人家》等。其中高晓声在《陈奂生上城》中，承继“鲁迅风”写出了农民在跨入新时期门槛时的精神状态，揭示了“五四”以来改造国民性、重塑民族性格的任务依然任重道远。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在改革中发生变异的中国农民传统文化心理层面。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经济建设的发展，西方现代文化思潮也随之进入国内，尤其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中国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1985年，韩少功在《作家》杂志第6期发表了《文学的根》一文，开始了“寻根小说”的理论探寻。此后，郑万隆的《我的“根”》、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等文章，立足于中华民族土壤中，以“世界文学”视镜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民族根脉，努力开创真正具有自己民族风格的文学。在“寻根思潮”前后，一些作家以现代意识反映传统文化，致力于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涌现出一批“寻根小说”作品。如阿城的“三王”（《棋王》《树王》《孩子王》），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郑义的《远村》《老井》，王安忆的《小鲍庄》，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莫言的“红高粱”系列等。这些作品彻底摆脱了对生活历史进行单纯政治层面的剖析，而把探寻的笔触伸进民族历史文化心理，从政治批判层面转移到历史文化反思层面。同时，作家们注重“异域情调”和“地方色彩”的发掘，作品中浸染着富有地方特色的风俗画描写。此后的1987年，一批作家延续寻根文学的精神内核，把目光向“下”看、向“后”看，热衷于对生存本真状态的关注，同时摒弃了寻根文学的浪漫化期待，更加关注底层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出现了一批“新写实乡土小说”。在对乡村苦难的书写上，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随着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的日益逼近，中国稳态的农业结构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已经开始面临解体，一个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幻化出的乡土文明与城市文明严重对立与猛烈冲撞的社会景观和人文景观呈现在人们面前”。一大批乡土作家面对多元化的语境，在直面现实、文化批判、历史反思和家园守望四个想象域进行了大胆的开掘和探寻，乡土小说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像何申的《年前年后》、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关仁山的《大雪无乡》、谭文峰的《走过乡村》等“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还有张继的“村长系列”“乡长系列”，承继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和手法，把目光和笔触直接切入基层农村，表现了改革背景下农村基层干部群众的生存状态。尤凤伟的《泥鳅》、荆永鸣的《北京候鸟》、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陈应松的《太平狗》、孙惠芬的《民工》、贾平凹的《高兴》等，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真实地展现出数亿计乡下农民背井离乡进城谋生的生存境遇；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周大新的《湖光山色》、阎连科的《受活》、关仁山的《天高地厚》、毕飞宇的《玉米》、葛水平的《凉哇哇的雪》、胡学文的《命案高悬》等，对城市化背景下乡村政治、伦理等进行了揭露，呈现权力挤压下人性泯灭的乡村现实图景。这些作品真实地记录了城市化浪潮冲击下乡村社会变迁的历史脉动，叙写出乡土田园牧歌情调走向消逝的社会现实，凸显城市化语境下乡土小说的某种转型与新变。另外，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贾平凹《土门》和《秦腔》等小说，则从文化的视角进行反思，书写出乡土精神家园的终结。陈忠实的《白鹿原》、赵德发的“农民三部曲”、阎连科的《日光流年》、莫言的《丰乳肥臀》、刘震云的“故乡系列”、刘玉堂的《乡村温柔》等小说，以史诗、寓言、传奇、喜剧等形式，在历史中展示人的命运，以人的命运阐释历史的意义。姜戎的《狼图腾》、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张炜的《刺猬歌》、阿来的《空山》、赵本夫的《无土时代》、贾平凹的《怀念狼》、陈应松的《豹子最后的舞蹈》等小说，对乡村生态危机现状进行了揭示，批判了现代文化的人类中心主义观，“表达了一种对现代性的抵抗与反思的话语”。

二 乡土小说概念界定

（一）乡土文学概念的演变

乡土，其本义为家乡、故土。在传统农耕文化中，土是根，土是本，人与土地息息相关，乡土乃是人们的安身立命之所。进入工业时代以来，都市与乡土决然而立，人们逐渐走向危机的边缘，上帝从我们身边逃离，无家可归便成为一种宿命。在贫困的技术时代，“乡土”便被赋予了一种神圣的诗意栖居之意。从某种意义上讲，乡土“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生态空间，更是一个历史空间，是存在于文化史上的一个独特的文化空间”。因而，“乡土”作为文化传统中具有传承性的文化因子，长期以来一直是永恒的经典性文学母题。它在时代语境与文学自身运行机制的合力之下，在文学中被不同的书写策略和叙述方式呈现着。在中国古代文学世界中，思乡一直是作家反复咏唱的主题，成为一道独特的文学风景。如崔颢的《黄鹤楼》诗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诗人的思乡之苦。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五四”以后乡土就成为一个文学母题，并历经时代变迁而经久不衰。在梳理乡土小说发端时，我们了解到“1923年以后，当问题小说之风渐次衰歇的时候，一种新的风尚——乡土文学，却正在小说创作领域兴起”。1910年，周作人在为自己翻译的匈牙利作家约卡伊·莫尔的中篇小说《黄蔷薇》撰写的序言中，肯定其为“近世乡土文学之杰作”，最早提出“乡土文学”概念。1923年，他在《地方与文艺》一文中又指出：“风土与住民有密切的关系，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各国文学各有特色，就是一国之中也可以因地域显出一种不同的风格，譬如法国的南方有洛凡斯的文人作品，与北法兰西便有不同。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土当然更是如此。”此时的周作人提出文学应以地方色彩为基调，把“地方色彩”作为新文学追求的一个目标。他提倡每个作家应该“自由地发表那从土里滋长出来的个性”，认为“把泥土气息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这才是真实的思想与文艺。这不限于描写生活的‘乡土艺术’，一切的文艺都是如此”，只有这样具有个性的“乡土艺术”才能为我们“造成新国民文学的一部分”。周作人有关乡土文学的言论，虽然没有形成完善的理论，但对乡土文学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说，他是最早在中国文学中提出“乡土文学”主张，并对其概念进行厘定的理论家。

1935年，鲁迅作为倡导乡土文学的领路者，不仅率先进行乡土文学的创作，而且还对乡土文学作了奠基性的理论阐释。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指出：

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来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G. Brandes）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并不是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许钦文自名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为《故乡》，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自招为乡土文学的作者，不过在还未开手来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

虽然这番论述并没有完整地对乡土文学作出严谨的定义，但我们从中可以得出乡土文学的主要内涵，即寓居都市的现代知识者隐现着乡愁与异域情调。具体而言大致包含三个方面：一是作者一定是被“故乡所放逐”，侨居在异域之地。因为无论是蹇先艾还是裴文中，这些知识分子都是从乡土社会走出寓居于京沪这些大都市的游子。二是必须以“他者”眼光观照乡土，用笔写出他的胸臆，“隐现着乡愁”。因为只有离开故土的人，才能用另一个世界的眼光来反观昔日的乡土，目击现代文明与宗法农村的差异，从而无论“主观或客观”都表现出“乡愁”。三是必须具有“异域情调”，富有“乡土气息”。在鲁迅看来乡土文学不同于“侨民文学”，因为其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而不是作者所写的文章，强调用“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归纳起来，鲁迅的“乡土文学”概念包含：“侨居异地”“他者眼光”“异域情调”三个方面的意思，成为构成“乡土文学”最本质的内涵。

进入20世纪30年代，复杂的社会环境促使文学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茅盾于1936年更进一步指出“乡土文学”最主要特征并不在于对乡土风情的单纯描绘：“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一个只具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予了我们。”并且，以马子华的《他的子民们》为例，强调“乡土文学”应当关心底层社会的普通人物，关心他们的命运及其在坎坷人生路上艰难痛苦且不屈不挠的挣扎。由此可见，茅盾不仅强调乡土文学应具有地方色彩，还要求乡土文学应具有深邃的思想内涵，从地方性上升到“普遍性”，表现“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此后，随着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文学的阶级意识和政治色彩日趋强化。这一时期，反映“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揭示“农村经济的动摇和变化”的题材广泛进入乡土小说创作。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到70年代末，这一时期的“乡土小说”不断向时代政治靠拢，逐渐变调为“农村题材小说”。进入新时期以来，乡土小说重新焕发生机，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从“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寻根小说”，到“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新现实主义小说”“三农小说”“打工小说”“生态小说”等，呈现多元化发展格局和含混化发展趋势。由此可见，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乡土文学的概念界定和内涵边界在不同时期均发生较大的变化。有研究者指出，“大致经历了三次跳跃式发展，形成三个鲜明的断层带：‘乡土小说’（建国前三十年时期）——‘农村题材小说’（建国后三十年时期）——‘乡土小说’、‘新乡土小说’、‘乡村小说’、‘农民小说’、‘农民文化小说’（新时期）。三个断层同属一脉，断表不断里，断梢不断根，与其他小说类型相比，呈现出相对的联系性和稳定性”。

（二）乡土小说内涵的界定

自“五四”新文学以来，关于乡土小说概念的界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尤其是进入新时期以来，众多研究者在鲁迅的基础上，对“乡土文学”的定义进行了发掘和开拓，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阐释性观点。1981年，雷达和刘绍棠在《关于乡土文学的通信》中各自提出了关于“乡土文学”的看法。雷达认为：“所谓乡土文学指的应该是这样的作品：一、指描写农村生活的，而这农村又必定是养育过作家的那一片乡土的作品。这‘乡土’应该是作家的家乡一带。这就把一般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与乡土文学作品首先从外部特征上区别开来了。二、作者笔下的这片乡土上，必定是有它与其他地域不同的，独特的社会习尚、风土人情、山川景物之类。三、作者笔下的这片乡土又是与整个时代、社会紧密地内在联系着，必有‘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或者换句话说，包含着丰富广泛的时代内容。”由此可以看出，雷达的有关“乡土文学”的论述，将农村、农民与故乡、乡土联系在一起，这一定义显然是对鲁迅和茅盾意义上的“乡土文学”的综合理解。1986年，丁帆、徐兆淮在《新时期乡土小说的递嬗演进》一文中一致认为，“人们已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乡土文学成败的重要标志便取决于具有地域性的风俗画描写是否能取悦于读者”，并指出“新时期乡土小说发展到今天，不仅要求作家在描写风俗画的同时融进深邃新鲜的思想内容和哲学观念，更重要的是须有贯注于整个作品的高层建筑式的当代意识气韵”。1992年，丁帆在《中国乡土小说史论》中进一步提出：“如果忽视了鲁迅和茅盾用‘地方色彩’和‘异域情调’特征来规范乡土小说外部特色的深刻见地，乡土小说就很难在与农村题材的分界线上画上一条红线。”由此可见，“地方色彩”和“异域情调”成为划分是否为“乡土小说”的重要标志。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多元交混的时代文化语境中，丁帆意识到“中国乡土小说的外延和内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对它的概念与边界重新予以厘定成为中国乡土小说亟待解决的问题”，并提出“典范意义上的现代乡土小说，其题材大致应在如下范围内：其一是以乡村、乡镇为题材，书写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生活；其二是以流寓者（主要是从乡村流向城市的‘打工者’，也包括乡村之间和城乡之间双向流动的流寓者）的流寓生活为题材，书写工业文明进击下的传统文明逐渐淡出历史走向边缘的过程；其三是以‘生态’为题材，书写现代文明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根据丁帆对乡土小说题材的阈限，笔者认为当代乡土小说内涵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从写作主体来看，乡土小说作者既包括农裔城籍知识分子作家，也包括由乡入城的以“我手写我心”的“打工作家”；二是从写作客体来看，既包括反映传统乡土社会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题材，也包括描写城乡之间双向流动的流寓者生活题材，还包括书写现代文明中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题材；三是从审美特征来看，乡土小说不仅具有“地方色彩”与“异域情调”相互交融一体的“三画”美学品格，同时融进深邃的思想内容和哲学观念，描写农村的风土人情和农民的生存图景。

三 乡土小说的研究现状

自“五四”新文学以来，乡土小说一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的“重头戏”，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有关乡土小说的研究，一直以来也是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热点，一些学者从乡土小说发展历史、题材内容、作家个案、地域文化、文本形式等多个方面，运用多元研究视角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建构起一套较为完整的乡土小说理论体系。涉及乡土小说研究，目前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乡土小说发展史研究

丁帆的《中国乡土小说史论》对20世纪乡土小说发展作了“史”的梳理，勾勒了“乡土小说”作为世界性母题在世界各国的发展轮廓，对“乡土小说”这一歧义纷呈的概念在细致梳理的基础上进行了自我厘定。在此基础上由“史”入“论”，对乡土小说进行深入的理论剖析，对这一过程中的特定作家、特定现象进行了重点分析和探讨，同时对乡土小说的审美特征、文化冲突主题、创作方法等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为20世纪乡土小说研究提出了极有价值的观点和方法。此后，丁帆在对《中国乡土小说史论》进行修订的基础上出版了《中国乡土小说史》。该书呈现了中国乡土小说自鲁迅的《狂人日记》始至20世纪末期近80年来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具有卓越的文学史价值。新近出版的《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研究》，考辨了“乡土小说”这个有着自身传统和谱系的文学现象的当代流变。从1992年出版的《中国乡土小说史》，到2001年出版的《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比较史论》，再到2013年出版的《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研究》，一个时间上自20世纪初开始迁延至今百年，空间上涵盖大陆和台湾两个互相关联却又不同的“汉语”写作——华语乡土小说，被丁帆进行了“文学史”的充分厘定和澄清，并对“乡土小说”这个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拥有最多写作人口和最重要写作成果的门类予以考量和衡估。另外，陈继会的《中国乡土小说史》，将乡土小说自“五四”以来从肇始、发展、成熟到当代的多样化发展过程进行了细致全面的史学描述，对中国乡土小说的主题模式、流派演变和地域风格进行了新的探索，为乡土小说史研究作出了积极贡献。

（二）乡土小说主题研究

陈国和的《1990年代以来乡村小说的当代性》，以1990年以来的乡村小说为研究对象，从乡村生态、乡村政治、乡村寓言三个方面，刻画了“当下乡村的深层危机”，具有鲜明的现实感。张懿红的《缅想与徜徉：跨世纪乡土小说研究》，从直面现实、文化批判、历史反思、家园守望四个方面，在具体解读作家作品的基础上对世纪之交乡土小说主题进行了分析和归纳，整体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的发展状态。黄曙光的《当代小说中的乡村叙事——关于农民、革命与现代性关系的文学表达》，选取《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创业史》《平凡的世界》和《高兴》四部长篇，讲述了中国农村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反映了中国农民在革命与现代化浪潮冲击下的特殊命运。王华的《新世纪乡村小说主题研究》，在对新世纪乡村小说界定的基础上，从乡村现状、文化反思、家园重建三个方面，观照新世纪乡村小说主题的变化。周水涛的《新时期小城镇叙事小说研究》，则从历史叙事、政治叙事、文化叙事等方面对新时期以来小城镇小说主题进行了开掘，在理论建构与实际批评这两个层面都做了开创性工作。叶君的《乡土·农村·家园·荒野——论中国当代作家的乡村想象》，立足于中国当代作家对乡村的观照出现新的视角和表达方式对基于乡村的“乡土”“农村”“家园”“荒野”四种文学景观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理论分析和文本阐释。

（三）乡土作家个案研究

杨剑龙的《放逐与回归——中国现代乡土文学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现当代乡土文学进行了分析解读，从现代乡土作家鲁迅始到当代乡土作家汪曾祺、何立伟等进行个案研究，并紧紧扣住乡土文学特定的文化审美意蕴层面来进行理论建构。范家进的《现代乡土小说三家论》，将聚焦点对准20世纪中国文学中描写乡村的三个重要人物——鲁迅、沈从文、赵树理，通过对他们的乡土小说及人生命运旅程的解剖与分析，试图由此厘清中国现代作家面对乡土时的三种基本思想姿态、情感姿态和艺术姿态，提出了有价值的思路和观点。罗关德的《乡土记忆的审美视阈——20世纪文化乡土小说八家》，对20世纪具有代表性的八家文化乡土小说家进行了个案研究和比较，从中勾勒了20世纪中国文化乡土小说的整体走向。陈昭明的《中国乡土小说论稿》，对现当代乡土小说代表作家及创作进行了分析和解读，探讨乡土小说与时代和社会的联系，着重阐释了其思想内涵和审美价值。陈国和的《1990年代以来乡村小说的当代性》，以贾平凹、阎连科和陈应松为个案，深入地探讨了1990年以来乡村小说的当代性问题。刘涵之的《沈从文乡土文学精神论》，以沈从文乡土文学的精神现象为考察对象，探讨了沈从文置身于特定文学场域的文学理想及文学实践的价值取向和美学旨趣。郑恩兵的《二十世纪中国乡村小说叙事》，通过对废名、沈从文、赵树理、莫言等作家个案分析，对20世纪中国乡村小说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和启示。

（四）地域乡土小说研究

张瑞英的《地域文化与现代乡土小说生命主题》，选择极具代表性的四个作家群体——浙东作家群、湘楚作家群、巴蜀作家群、关东作家群及其创作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对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的乡土小说的生命主题进行了历史性观照。赵学勇、孟绍勇的《革命·乡土·地域：中国当代西部小说史论》，着眼于西部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对西部小说的巨大影响，分别从当代西部小说的流变，西部小说在当代文学格局中的地位，西部小说家的审美追求，西部小说与宗教、民俗文化的关系，西部小说与“新都市小说”的比较，“全球化”时代西部小说的选择与走向等方面展开论述，展现了当代中国西部小说的独特成就。吴妍妍的《现代性视野中的陕西当代乡土文学》，选择现代性视角进入乡土文学，通过宏观研究和个案分析从乡村革命书写、农民进城书写、乡村历史书写和“废乡”书写四个方面梳理了陕西当代乡土文学发展脉络，呈现出陕西当代乡土文学的总体面貌。

（五）乡土小说专题研究

贺仲明的《一种文学与一个阶层：中国新文学与农民关系研究》，将话题集中于近一个世纪以来新文学与农民关系，对乡土文学创作进行了细致解剖，对中国农民心灵和精神进行了深度解读。李莉的《中国新时期乡族小说论》，借助“乡族小说”这一概念对新时期以来乡土题材和农村题材小说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梳理，提供了观照此类小说的一个全新视角。余荣虎的《凝眸乡土世界的现代情怀——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理论研究与文本阐释》，在立足现代视野乡土理论思考的基础上，分别从文本研究和个体作家与不同的乡土文学景观的关系层面论述了渗透其间的现代情怀，并以此作为切入点对中国现代乡土文学进行了理论和文本阐释。禹建湘的《乡土想像——现代性与文学表意的焦虑》，以“乡土想像”这一命题作为切入点，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把乡土与现代性问题联系起来考察，从历史语境与文学运行机制这一视域着眼，揭示出了乡土想象的现代性症候，并着力对中国乡土文学的“运行机制”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张丽军的《想象农民——乡土中国现代化语境下对农民的思想认知与审美显现》，从现代文学的农民形象入手，探寻乡土中国现代化语境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农民的审美想象，为21世纪新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和当代“三农问题”的解决呈现了一份来自文学的历史思考。张永的《民俗学与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从民俗学视角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乡土小说进行整体性研究，探讨了民俗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吴海清的《乡土世界的现代性想象——中国现当代文学乡土叙事思想研究》，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史中的乡土叙事理论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了启蒙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文化—审美主义的乡土叙事理论发展史，并在此基础上着力展现了现代性思想与乡土叙事理论间的关系。

（六）乡土小说分期研究

一些研究者对不同时期的乡土小说进行了分析研究。如赵顺宏的《社会转型期乡土小说论》，从村社结构、民俗表现、精神意象、话语形态和叙事形态等方面，对20世纪80年代前后到20世纪末这段社会转型期内的乡土小说创作进行了分析研究。傅异星的博士学位论文《多样现代性追求与乡土中国的悲悯书写——新时期乡土小说研究》，从启蒙话语和意识形态话语等“现代化”话语在80年代后的祛魅过程切入，考察了新时期以来乡土小说及其嬗变，探讨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乡土中国现代化问题以及中国新文学的反省与思考。赵允芳的《寻根·拔根·扎根：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的流变》，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作为研究主体，提出乡土小说围绕着根性内涵的演变而清晰地呈现出“寻根”“拔根”“扎根”的精神探求特征，其对90年代新乡土小说流变的研究取得了某种开创性的成果。蔡哲的博士学位论文《从农民到农民工——论1990年代以来的乡村书写》，以20世纪80年代的乡村故事作为前史，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村书写相结合，清理出一条“从农民到农民工”的叙事脉络，展现了“自给自足”的乡村世界如何被以“城市化”为表征的新的历史逻辑所打破的当代图景。韩文淑的博士学位论文《新世纪中国乡土叙事研究》，在20世纪中国乡村叙事的坐标与延长线上，通过对数量甚丰的21世纪以来的乡村叙事文本的宏观面貌与微观性征的学术分析与学理阐释，勾画、描绘出乡村叙事在此时间段内的艺术特点和发展趋向。赵丽妍的博士学位论文《新世纪乡土小说研究》，以21世纪前十年的乡土小说为关注对象，对这段时期乡土小说的题材内容和叙事技巧进行梳理和评价。

（七）乡土小说比较研究

丁帆的《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比较史论》，以历史和美学的开阔视野，既对20世纪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因两地相同的传统文化背景以及互为影响的政治文化而产生的相类的文本进行了梳理，又对因不同政治、地域和文化背景而造成的发展差异，进行了系统而科学的比较研究。罗显勇的博士学位论文《论20世纪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的母题及其文化渊源关系》，论述了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在新旧文化冲突下崛起的过程及特点，相同的文化背景下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共同的文化母题以及外国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对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的冲击与融入。郭家琪的博士学位论文《鸿沟与跨越——两岸乡土小说比较》，探讨了20世纪70年代起至21世纪初台湾与大陆两岸乡土文学之异同，并对两岸乡土小说有关审丑与审美、现代化、地缘与文学场域等种种问题进行了探索。另外，王晓恒的博士学位论文《五四乡土小说与80年代寻根文学比较研究》，从这两个时期乡土文学创作产生的背景、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态度、在启蒙语境上的区别与联系、创作主体的情感态度及其在作品中的体现几个方面来挖掘这两个时期文学创作的异同。另外，胡菁惠的硕士论文《“弃父”与“寻父”：五四乡土小说与新时期寻根文学之比较》，以“五四”和新时期两种文学思潮为研究对象，展开对“弃父”“寻父”不同创作倾向的原因分析，从历史、文化层面探讨它们存在差异的根本所在。

从上述有关乡土小说研究的梳理和分析中可以看到：第一，尽管有关乡土小说的系统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建构起一套较完整的乡土小说理论体系，但这种研究与百年乡土叙事历史存在一定的距离；第二，尽管对百年乡土小说在不同层面进行了研究，但对新时期以来的乡土小说研究，要么集中在某一个作家或者专题上，要么集中在某一个时期或者某个地域，在进行全面系统的观照和深入细致的研究上仍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究；第三，尽管对新时期以来的乡土小说进行了一些研究，但由于对多元化语境下众多的小说文本难以把握，有关研究尚未形成与乡土小说创作相适应的局面。因此，有必要对新时期以来三十余年的乡土小说进行一次全面梳理和深入分析，以探讨新时期以来乡土小说的主题特征及所蕴含的深层次原因。

四 本书的研究角度与总体思路

乡土小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现当代小说重要的题材之一。自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中国社会正处在从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加速转型时期，乡村与城市的撞击和交流，传统与现代的转换与融合，给乡土小说创作提供了无穷的资源。同时，一大批作家积极投身乡土小说创作，开创了中国乡土小说异彩纷呈的可喜局面。本书以20世纪7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三十余年乡土小说为研究对象，采用类型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生态学等视角，对相关乡土作家及其创作文本进行分析解读，在此基础上梳理新时期以来乡土小说的发展脉络，深入发掘多元语境下乡土小说的主题思想，力图从历时性角度揭示新时期三十余年乡土小说出现的某些延续与新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本书共分五个章节展开。

第一章：现代化大潮下的乡村景象。新时期以来乡土小说所呈现的乡村生态，主要表现为荒芜的土地、破败的生态、虚空的村庄，村庄政治逐渐走向瓦解，包括宗族势力的隐退、乡村权力的滥用、基层选举的变味等方面。同时，传统乡村道德沦丧、人际关系变异、农民人性裂变，这些预示着乡村伦理也不断趋向堕落溃败。本章主要从生态景观、政治映像和伦理图式等方面，考察城镇化大潮下的乡村现实景象的书写状况以及作家对乡村发展和农民命运的思考。

第二章：城镇化进程中的民工命运。在市场化大潮的推动和裹挟下，“向城求生”成为一种追求现代化的精神实践，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新时期乡土小说展现了一批批乡下人伴随着社会转型期特有的躁动，慷慨悲壮地开始了逃离故土、拥抱城市的迁徙之旅以及他们漂泊异己之域的生存状态和身份危机。本章试图从土地意识、生存现状和身份危机等方面，深切思考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进城叙事的当代性问题，剖析进城农民在城市里的生存状态。

第三章：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女性追求。新时期小说中的乡村女性有的留守乡村，承受着沉重艰辛的劳作、寂寞压抑的性爱和焦虑恐惧的生活，凸显出城乡二元结构下的时代隐痛；有的走进城镇，在五彩缤纷的城市迷失伤痛，饱受了进城生活的辛酸苦难；更有一些乡村“叛离者”，冲破传统藩篱，找寻自我、反抗男权、追求独立，成为乡土世界的新女性代表。本章试图通过对新时期以来乡土小说中留守乡村的农家女、走进城镇的打工妹、冲破藩篱的新女性的考察，探寻城乡二元结构下乡村女性的命运遭际。

第四章：社会转型发展中的人性碰撞。新时期乡土小说承继“五四”时期人道主义思潮，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的传统，抚慰历史创伤，复苏人性书写，张扬原欲性爱，同时聚焦底层人生，关注个体生存，书写日常生活，找寻生命本真，凸显新时期作家的人道主义价值追求。本章从反观历史、剖析个体、细读当下等角度，深入分析新时期乡土小说所体现出来的人性意识以及作家对社会转型过程中人性的探寻和思考。

第五章：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选择。新时期乡土小说对乡村生态的诗意描写、灵魂故土的找寻和乡土现代化的反思，展现了乡土作家对质朴自然的田园牧歌式乡村生活的向往，对社会改革进程中乡村道德观念、文化精神裂变的思考，流露出作家面对全球化时代乡土文化溃败的现代性焦虑情绪以及构建和谐自然生态和理想精神家园的美好愿望。本章从田园牧歌、精神家园、诗意栖居等方面，探寻全球化语境中乡土小说所呈现的乡土文化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