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什么选择了台湾

1924年8月的《新青年》季刊刊载了蒋侠僧的文章《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该文以德国诗人海涅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忧惧为引子，写道：

……想起来那个时候——共产主义者，不信神的人们得到了统治权，用自己粗糙的手腕，毫不怜惜地破坏一切温柔的美的偶像（我的心灵所珍视的东西）——我真是恐惧而战栗啊！他们破坏一切为诗人所爱的艺术的幻景；铲掉我的娇艳的樱桃树林，而种下粗野的马铃薯；美妙的百合花亦将要被芟去而离开社会上的一块土了……当我想起来那个时候——凯旋的无产阶级将我的诗抛入坟墓与一切旧的浪漫幻想的世界同归于尽——我真抱着无限说不出的羞辱啊！

海涅在1858年临死前不久，写出自己对未来的悲痛。他已经预感到无产阶级“粗糙的共产主义者”，要得到政权，将成为世界的统治者，同时，他忧惧无产阶级会破坏一切为诗人所爱的东西。

海涅的预言不幸而言中。毛泽东在20世纪20年代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称赞“痞子运动”，文中还赞扬“过分举动”，认定造成恐怖现象也是非常必要的。以致农民的革命行动演绎为“到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滚一滚”。

一个文人被农民协会当作“土豪劣绅”给处决了。他死在63岁。周作人在其《饭后随笔》中说到此事，说叶德辉为皇帝选秀女，皮包不住胆，捷足先登，所辱的秀女后来当了农会干部，叶自然不免一死。也许，选择亡命台湾的文人或有这样的情结——“下人造反是无法接受的”。

1949年前后从大陆亡命台湾的人大约有200万，其中文盲比例不高，因为没有钱的人去不了台湾，有钱人文盲不多，国民党的党政人员不会有文盲，再加上国民党尽力把大陆的人才带往台湾。

“诗人不免时时徘徊咏叹，在两个世界之间摇曳……”这是因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自然本性是追求艺术和诗歌的独立性。知识分子秉持抽象的“人性论”立场和“人道主义”思想，他们特有的敏感多疑，又使得他们预感到未来的工农新时代与知识分子个性精神的某种必然矛盾，因此，他们难免矛盾和犹豫。

宋美龄回到台湾，发表演讲，听者表情麻木

还有一个问题，即这些文人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他们大多生在清季，读书在辛亥革命前后，起身在“五四”运动前后。这个时代给了他们什么？结点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由武装起义而启，而以南北和议的妥协完成，由临时约法造就了种种弱化中央集权的局面。文人不会造势却可借势，宽松的环境，多元的政治氛围造就了他们。

赴台文人也要具体分析。傅斯年与顾颉刚同是胡适的大弟子，傅多偏官僚文人，避共如避匪，准备好了“家伙”遇上共军就自杀，顾颉刚则属纯文人一类，想跟上逃亡的囯军，结果是没有盘缠。马克·吐温说过，唯有猫是不用索链奴役的。梁实秋是跟来的自由诗人。我读他的雅舍文存，太淡，没味，枉为燕赵之士，没有悲歌；董作宾是随史语所的甲骨文过去的，痴迷学术。剩下来的，胡适、林语堂、张大千长期在北美，钱穆在香港，他们是流离失所，可以从容选择。古来独立的读书人都会与权力保持距离，尤其是不喜入参强权的圈子，毛泽东那边如日中天，蒋介石这头儿有点弱势了，不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就到了台湾，素书楼的对联写得很明白，“读圣贤书，立修齐志”，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钱穆老先生那里就剩前两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