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于过往的十年，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您的答案是什么？”

2017年4月，在杭州举办的一场“互联网+”峰会上，我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同席，向他请教了这个问题。此时，我已经开始着手这部作品的调研写作，与十年前的《激荡三十年》不同的是，我一直找不到一个准确的词来定义刚刚逝去的这段历史，它变得更加的多元、复杂和令人难以言表。

周其仁，这位曾在东北长白山当过八年狩猎人的学者是中国经济最杰出的观察家之一，他总是能用简洁的表述把深刻的真相揭示出来，好像用一粒铅弹击穿遮蔽森林的迷雾。

他略沉思了一下，然后回答我。果然，他只用了四个字——“水大鱼大”。

的确是水大鱼大。

在这十年里，中国的经济总量增长了2.5倍，一跃超过日本，居于世界第二，人民币的规模总量增长了3.26倍，外汇储备增加了1.5倍，汽车销量增长了3倍，电子商务在社会零售总额中的占比增长了13倍，网民数量增长了2.5倍，高铁里程数增长了183倍，城市化率提高了12个百分点，中国的摩天大楼数量占到了全球总数的七成，中产阶层人口数量达到2.25亿，每年出境旅游人口数量增加了2.7倍，中国的消费者每年买走全球70%的奢侈品，而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39岁。

急速扩容的经济规模和不断升级的消费能力，如同恣意泛滥的大水，它在焦虑地寻找疆域的边界，而被猛烈冲击的部分，则同样焦虑地承受着衍变的压力和不适。它既体现在国内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与妥协上，也体现在中国与美国、日本、欧盟，以及周遭邻国之间的政治及经济关系上。

如同塞缪尔·亨廷顿所揭示的那样，一个大国的崛起，意味着新的利益调整周期的开始。这是一个漫长而充满着不确定性的调适周期，迄今，身处其间的各方仍未找到最合适的相处之道。

大水之中，必有大鱼。

在这十年里，中国公司的体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财富》世界500强（2017）的名单中，中国公司的数量从35家增加到了115家，其中，有4家进入了前十大的行列。在互联网及电子消费类公司中，腾讯和阿里巴巴的市值分别增加了15倍和70倍，闯进全球前十大市值公司之列；在智能手机领域，有4家中国公司进入前六强；而在传统的冰箱、空调和电视机市场上，中国公司的产能均为全球第一；在排名前十大的全球房地产公司中，中国公司占到了7家。全球资产规模最大的前四大银行都是中国的。

也是在这十年里，中国公司展开了激进的跨国并购，它们买下了欧洲最大的机器人公司、曼哈顿最豪华的五星级酒店、好莱坞的连锁影院、比利时的保险公司和日本的电器企业，还在世界各个重要的枢纽地带拥有了起码30个港口和集装箱码头。

在刚刚过去的十年里，世界乃至中国的商业投资界发生了基础设施级别的巨变，如巴菲特所言，“今天的投资者不是从昨天的增长中获利的”，几乎所有的产业迭代都非“旧土重建”，而是“新地迁移”。以互联网为基础性平台的生态被视为新的世界，它以更高的效率和新的消费者互动关系，重构了商业的基本逻辑。

在十年时间里，中国人的信息获取、社交、购物、日常服务以及金融支付等方式都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改变。甚至在文化趣味上，中国式的自信也正在复苏，国学和“中国风”重新复活，人们回顾更值得赞美的过去，并呼唤它的内在精神回归。很多人觉得“天”变得比想象的快，旧有的人文环境和商业运营模式正在迅速式微，人们所依赖的旧世界在塌陷，而新的世界露出了它锋利的牙齿，我们要么被它吞噬，要么骑到它的背上。

大鱼的出现，造成了大水的激荡，并在鱼群之间形成了新的竞合格局，它同样是让人不安的。

有人在警告新的垄断出现，有人提出了新的“中国威胁论”，也有人在惊羡大鱼肥美的同时，小心翼翼地预测它的虚胖和死亡。甚至连大鱼自己，也对陡然发育的体量无法适应。巨型央企的出现引发了新的争议，大型互联网公司以及与之携行的万亿级风险投资集团对产业经济和公共社会的渗透和控制，造成了新的惊恐和反弹。

这就是我们在过去十年看到的景象，它既波澜壮阔又混沌失控，充满了希望又令人疑惑。大水对速度的渴望以及恐惧，大水与其他大水之间的博弈，大水与大鱼之间的适应，以及大鱼与其他大鱼、小鱼之间的冲撞，构成了一幅难以理性静察的壮观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