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外资的胜利(3)
为什么外资会如此“仇视”和自己经济利益紧密、自己又曾支持过的南方奴隶主们呢？实际上，这个问题远没有看上去那么复杂。当初英国人之所以会投资购买奴隶，其主要原因是因为这笔投资有利可图，而没有其他更为阴险的深谋远虑。同理，现在包括英国人在内的欧洲投资者摒弃南方人，其最根本原因也是经济利益。
事情的起因还要追溯到美国内战发生前的几十年。当时，美国经济盛极而衰，外资纷纷逃离，不但银行纷纷倒闭，就连当时刚刚还清国债的美国联邦政府以及其他州立政府也深受其害。联邦政府的情况还好，毕竟其收入来自于美国各地，相对分散一些。很多州政府则没有那么幸运，南方等当初外资青睐的地区更成为了重灾区。这些南方地区本来就经济单一，极度依赖外来资本和信用以维持奴隶制棉花种植经济体系，现在经济萧条、外资撤离，根本无法运转，更不要说还债了。
这种情况虽然危急，也不是全然无解，毕竟美国建国初期的情况远比现在要糟，而当时的汉密尔顿就想出了增加税收等方法最终解决了债务问题。和前辈相比，南方诸州却没有这样的决心，不愿意通过加税来得罪自己本就因为经济萧条而心怀不满的选民。于是，各州不是拖拖拉拉才还清了债款就是干脆拒绝还债。
对于当初购置了这些州政府债券的海外投资者来说，这无疑是最恐怖的梦魇，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收回这笔款项。往事可以不提，但吃一堑长一智，接下来海外投资者拒绝为这些州政府继续融资。这其中就包括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对美国这块“肥肉”垂涎三尺，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即打算做美国的生意，并和美国第二银行达成了协议。美国第二银行有许多资产都是投资到这些州债券，当这些州决定不再还钱后，美国第二银行和罗斯柴尔德家族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也让罗斯柴尔德家族决定从此不再和美国直接打交道。
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这一决定使其错过了投资下一个金融大国的机会，从而在20世纪初期被摩根等金融家族所取代。损失了罗斯柴尔德家族这样的投资者对于这些州政府来说也是影响重大的。当这些州政府还是美国的一份子之时，海外投资者的“报复”对其效果不大。但当这些州退出美国、独立建国后，不守信用的恶果就显现出来了。本就经济实力薄弱的南方政府因为没有海外投资者愿意为其提供借款而捉襟见肘，最终兵败。遥想当年美国独立之际还有法国、荷兰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孤立无援的南方政府的失败其实也是早晚的事情，正所谓“出来混早晚都要还的”，而海外投资者对于政治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美国经济虽然因为海外资本的支持而得以高速发展，但很多人依然对汉密尔顿没有好感，并认为他是“英奸”。虽然汉密尔顿认为任何形式的外资都是有益的，但很多美国人对普通的海外投资都怀有偏见，更不要说危害更大的热钱了。在这些美国本土主义者心中，只有本地资本才是可靠的，并且可以为利益之外的目的做出贡献。比如在美国内战中南方政府最危急的时刻，愿意购买危在旦夕的南方政府毫无信用可言的债券的人大多是坚定支持南方独立的本地人。由此可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话用于资本市场也并非没有道理。
然而，仅仅依靠本地资本在很多时候是不够的。南方虽然因为棉花贸易而变得富庶，其资本亦不足以支持四年多的战争。除了独立战争的极端案例之外，海外资本也在其他很多时候帮助了美国，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些资本的确帮助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实际上，美国领土的扩张和外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外国资本没有帮助美国筹资从法国人手上买下路易斯安那地区，那么美国的领土就无法成倍扩张。如果外国投资者没有在美国西部购置大量的土地，那么美国人西进的脚步也不会那么神速。可以说，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和外来投资者的信任密不可分。
正因为如此，当这些信任间断性消失时，美国才会受到巨大的冲击，经济也会因此而衰退。可以说，这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是在所难免的。投资者把金钱放在美国，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资产在美国会受到保护而相对安全，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希望在美国获得高额回报。当美国经济出现问题时，不但热钱会逃跑，就连普通海外投资也会撤退。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美国可以提供英国等发展较为成熟的国家所无法提供的机会。经过了数百年的经营，投资者大致知道英国有什么样的资源。由于国土不大，英国也没有什么发现潜在资源的可能性。与此同时，英国商业的高度发达使得英国做生意只能获得相对较小的回报。相比之下，美国有着大把的机会，又极度缺乏资金和人才。很多小本生意人和技术工人在来到美国后都一跃成为了资本家。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自然希望也能分一杯羹。
英国以及其他欧洲人偏爱的投资项目可以分为三种——土地、资源以及企业。欧洲的投资者热衷于投资土地是有缘由的。他们知道自己的国家狭小，城市中更是寸土寸金，也知道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一定会增值。海外投资者看好的土地也分两种，一种位于纽约等都市的中心，另一种是位于美国荒蛮的西部。这些投资者认为，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大都市早晚也会寸土寸金，而现在荒无人烟的土地早晚也会有殖民者，到时那里的土地价格也能翻倍。
欧洲人对于资源的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自己故乡资源的不足。想当年欧洲人探索全球就因为不甘心欧洲本地的贫瘠，所以才会冒着巨大风险以图在海外找到金山银山，直接发财致富。虽然找到的金山不多，但欧洲人意识到了资源的重要性。
土地和自然资源虽然是不错的选择，但实际上有一个致命问题——不需要资金。在美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土地和资源往往被贱卖，以至于当地人不需要从英国或其他欧洲国家获得资金就可近水楼台先得月。比如，美国第一个因为财富而闻名于世的大亨约翰·约伯·奥斯塔（John Jacob Astor），无论是皮草生意起家还是日后靠囤积纽约土地发家致富，其很少利用到外资，基本上是在“自力更生”。
如果连纽约的土地都可以美国人“内部消化”，那么西部边陲的土地自然更不需要外资插手了。实际上，很多美国西部的土地是免费的，殖民者只要前去立足即可。除了土地之外，很多资源不是不要钱就是成本极低，比如美国西部淘金时，一个人只要有一些基本的工具即有可能一夜致富，日后美国发现开采石油的手段也极为原始，一般的小业主即可负担得起。
在这种情况下，外资能够提供大量流动资本的优势全然体现不出来，而其劣势一览无遗。由于身处伦敦的投资者对于美国可谓鞭长莫及，因此他们全然无法有效管理自己远在“世界尽头”的资产，不得不雇用当地人来完成这一任务。这使得投资者管理自己资产的成本极高，又充斥了可能被骗等多种风险。即使英国人有效管理了自己的投资，他们也不得不面对当地人充满疑虑和敌意的眼光。这种敌意和国籍无关，即使是来自美国东部发达城市的资本，在这里依然会被视为来自异域的邪恶金钱而遭到抵触。
鉴于这些原因，英国和其他欧洲投资者真正如鱼得水的是在美国投资企业的股票或债券，特别是那些负责建造运河、道路以及日后铁路等基础设施的企业。这些企业有一个特性，那就是他们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才能完成项目，而且这笔资金往往面临着不小的风险，即使一切顺利也需要多年才能回本。由于这些特性，美国本国的投资者往往没有足够的家底承担起企业对资金的需求，而从另一方面来讲，也只有这样的项目才能充分利用国外投资者资本雄厚这一优势。为了追逐美国所提供的更高盈利机会，不少海外投资者都决定赌一把，很多更为保守的投资者则把钱投资在美国各级政府债务这一更为安全的渠道中。
在建国初期，很多美国企业家都认识到自己只有在大洋彼岸才能获得必需的起步资金，这使得其中那些不是特别喜欢和外国人打交道的人也不得不远赴伦敦寻求当地资本家的帮助。即使是那些一辈子提倡自力更生的企业家也认识到，如果自己想高速发展，那么借助外力是唯一的途径。
当然，这其中并不是没有例外。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亿万富翁康内留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从自己创业之际就从未求过任何人，包括自己的父母。凭借着自己的勤奋和努力，范德比尔特一步步积累了本金，并将自己的业务从最初的一艘小船发扬光大，拥有了数艘美国最大、最快的蒸汽轮船。但这无法满足范德比尔特的雄心壮志，他希望自己能够垄断美国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两个海岸的全部业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高傲的范德比尔特不得不放下身段，前往伦敦进行寻求投资。当地的投资家却并不看好这位言谈举止颇为粗俗的创业者，拒绝为其提供资金。被拒绝后，范德比尔特从此也不向外人寻求帮助，连日后耗资巨大的铁路投资也全部自掏腰包，并在诸多竞争中挫败了不少获得外资支持的竞争对手。
和范德比尔特一样，美国的第一个身家达到10亿美元的富翁约翰·洛克菲勒（John Rockefeller）也不愿意寻求外援。这位石油大亨虽然在创业初期从他的根据地克里夫兰的银行和富户那里寻求贷款，但洛克菲勒从不相信任何外来的银行家和投资者。在洛克菲勒看来，不论这些投资者来自华尔街或是伦敦，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从自己的企业抢走自己应得的利益。由于他的戒心，洛克菲勒在扩大标准石油（Standard Oil）公司的过程中依赖的几乎都是公司创造的利润而非外来资本。
然而，大多数美国的企业家并没有这两位大亨的气魄，他们还是迫切需求外来资金帮助自己立业的。这其中需要资金最多的往往是铁路业。作为新兴的产物，铁路不但能够使得交通更加便利，还能使得途经地区经济一起繁荣起来。芝加哥能够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摇身一变成为美国的第二大城市完全拜铁路所赐。对于投资者来说，他们修建铁路后不但可以通过运输获利，还可以通过周边土地的增值得到大量回报。由于美国各地政府为了鼓励建造铁路往往提供免费的土地，这使得日后土地增值的收入完全成为了一本万利的买卖。
如果铁路运营良好的话利润极大，但铁路本身也极具风险。且不说需要大量的前期成本、在建造期间困难重重，即使铁路真的建好也未必能盈利。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霸气十足”的外资介入才能把这个项目做成。在美国的资本家不是没有能力就是没有魄力投资这样宏大的项目，就连范德比尔特本人也只愿意接手已经建成的铁路而不是选择自己去建造铁路。
范德比尔特的谨慎是有原因的。首先，建造铁路所需要的成本是其他行业所无法比拟的。铁路业的规模比美国其他行业的规模加起来都要大，铁路公司的规模也远胜于其他任何行业的美国大型企业。虽然汉密尔顿从建国初期就强调“工业兴国”，但大多数的美国制造业公司依然是家庭式小作坊。在1850年，全美只有41家企业有着超过25万美元的注册资本。相比之下，美国有10家注册资本在1000万美元上下的铁路企业，这还不包括这些企业发行的债券所吸引来的资金。将这些都算上的话，那么纽约中央铁路等最大的铁路企业的资本就相当于全美所有制造业公司的1/4之多。
在很多时候，这样规模巨大的项目正是美国的“招牌”之一。在铁路刚刚兴起之际，欧洲各国亦十分热衷于修建铁路。罗斯柴尔德家族就亲自操刀了奥地利、法国等地的铁路修建。在这一过程中，罗斯柴尔德家族可以通过兜售铁路公司的股票等手段，在铁路公司不赚钱的前提下至少保证自己收益颇丰。对于法国等国来说，其本身虽然十分富庶，但并没有足够的财力完成铁路的兴建，必须依赖罗斯柴尔德家族这样的“中介”从英国伦敦的金融市场吸引资金才行。伦敦的资本很愿意配合离自己只有一海之隔的邻居，并最终承担了法国修建铁路所需资金的一半。然而，法国全国铁路大概建成之后也不过只有1200英里（1英里＝1.609千米），这显然无法满足英国资本对于项目不断的渴求。在这种时候，美国则显现了其最大的优势。在19世纪后期美国铁路建造后，美国共有3万多英里的铁路，这确保了英国资本总会有出口。
当然，英国资本是否应该投资美国铁路是另一个问题。虽然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铁路盈利之前能够确保自己的利益，并非每一个投资者都有和他们一样的通天能力。更多的情况下，投资者必须期待铁路本身盈利才能挣钱。在没有铁路的时候，这一点很容易做到，但到了后期，铁路会面临着其他铁路的竞争。虽然一般基础设施不该同时建造两个或者多个，但在早期“野蛮生长”期间的美国，投资者往往对这种极度浪费不管不顾，他们梦想的都是自己能够击垮对手后独霸一个地区的交通，以此获取暴利。不幸的是，由于大家抱的都是同一种想法，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各企业都不死不活地经营着。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机会多不但不能让伦敦的资本放心，反而会让投资者更容易亏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