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药物的起源及其发展轨迹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药物与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从在疾病面前束手无策，到一般性的感染不再构成对人类生命的主要威胁，大规模的瘟疫已极少发生，一些疾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和治疗，药物是人类与病魔抗争的最有力武器。药物的发现和进步是承前启后的，科学技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哲学等都对药物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药物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缩影，经历了数千年的历程，方兴未艾。

世界各民族药物的自身发展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药物交流，对人类的生命和健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科学医药起源于古希腊的医药，而古罗马则是希腊医药的继承者，同时古希腊、古罗马的医药吸收了其他民族的医药经验，经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立足于科学观察和实验研究，在21世纪进入了现代药物的时代。因此，古希腊、古罗马的医药和现代医药是一脉相承的。

虽然目前一些无有效治疗手段的疾病和新出现的疾病还在影响着人类的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但随着科学家对人类基因和致病本质的更多了解，预计在未来的50年内，人类将攻克那些曾经被认为无法或不能治愈的疾病。

一、史前时期的药物

药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古人在与疾病做斗争的漫长历史过程中产生了医药。

“药”的基本含义有4个：①治病草也；②术士服饵之品；③有益身心的东西；④疗也。英文中“Medicine”的解释是：①医学、医术、内科学；②药（尤指内服药）; ③带来幸福的事物；④（原始氏族迷信的）符咒、巫术、魔力；⑤治病。可见，无论中西方，药离不开医疗活动；药与草本植物密切相关；药能愉悦身体；药和巫术也有关系。

1．药起源于原始人类活动经验的积累

在穴居野人、茹毛饮血的原始时代，原始人时刻面临着自然灾害、野兽侵袭。人类祖先在为了生存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尝到酸、辛、苦、甘、咸的各种味道，不仅逐渐体会到哪些植物可以食用，哪些有毒或危险，而且也发现某些植物的树根、树汁等可以减轻或完全消除病痛，某些植物可以使身体保持舒适的感觉，某些植物的汁液敷在身体发热部位可以降温，某些含油植物可以治疗消化不良。先民们经过漫长的认识和经验的积累，逐渐掌握了一些植物的形态和性能，体验出某些植物具有治病的疗效。

人类最早对药物的认识主要来源于植物，以致中国古代把药物称为“本草”,“本草”含有“以草药治疗为本”的意思。欧洲古代称药物为“drug”（干燥的草木）。

动物药的发现与人类的狩猎和畜牧活动有着密切联系。由于生产工具的进步，弓箭的发明，人类开始了狩猎及畜牧。火的发明使动物肉类成为重要的食物来源。先民们随着越来越多接触动物组织、脏器、骨骼和骨髓，不断积累了各种动物的营养、毒性和药用功效的经验。

在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人类的祖先通过口耳相传，并且在生活实践中不断进行改变、改进和增加新的经验，于是对药物的朴素认识慢慢形成和流传下来。

2．与经验医药并存的咒语、祭祀、祈祷等医疗活动

虽然已经有了植物性药物和经验性的医疗活动，但远古时期的人类仍然遭受各种各样疾病的折磨。人的生老病死，对原始人来讲是那么的可畏、迷惑不解。在他们看来自然界的一切现象都存在着一种超自然的实体，万物有灵。每个氏族都与某种动物、植物或自然物有着亲属或其他特殊的关系，因此此物即成为该氏族图腾，成为氏族部落宗教信仰的崇拜神。他们认为疾病也是由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形成和主宰的。人之所以活着，是因为有灵魂居于体中，如果灵魂暂时离开了躯体，人就会生病；如果邪恶的魔鬼侵入人体会带来疾病；神灵要惩罚某人，也会降临人体，致使生病。因而，招魂、驱鬼和敬神是治疗疾病的方法。这样，氏族中崇敬备至的巫医应运而生。

上古之时，人们认为只有氏族巫师与鬼神们有着联系，并拥有招魂驱魔的力量。巫医用咒语、祷告、献祭、招魂、符咒等方法消灾祛病。令人毛骨悚然的面部化妆、仪式上的大声叫嚷、念驱魔咒语、自我陶醉般的舞蹈、殴打昏迷中的患者以祛除侵入身体的鬼神，这就是原始巫医的治疗形式。巫医们为了维护他们的“神力”也会使用一些原始的药物，逐渐积累医疗经验。

特定的自然物逐渐人格化成为神，这就是原始宗教产生的根源。巫术以自然信仰为基础，是古老的宗教之一，即法术的宗教。史前医药的宗教色彩成为那个时期的基本特点。这种原始的医药影响着人类医药卫生的发展，不但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的医药笼罩着浓厚的宗教色彩，直到今天，某些尚处于原始部落生活阶段的巫医仍然在发挥着他们的作用。

二、亚非文明古国的药物记载

约公元前3500年前后，农业效率较高的大河流域孕育着最初的人类文明，成为世界文化和医药最早的发祥地（见图2-1）。四大文明古国尽管相互缺乏全面、具体的理解和交流，但创造了各自的医药萌芽。在古代医药中，古埃及和古印度医药都曾经辉煌一时，但是绵延至今而且仍在扩大的却只有中国传统医药了，而且已经汇合到世界大医药的洪流中。

1．古埃及的医药

人类文明史上第一个辉煌的时代是尼罗河流域文明的诞生。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古埃及建立了王国，发明了象形文字，成为世界文明发祥最早的民族之一。

古埃及人的生产、生活与尼罗河息息相关，因此他们用类比联想的方法把对气候、河水的观察和人体联系起来。他们认为：人体是由固体成分（土）和液体成分（水）所构成，人体的脉管相当于“沟渠”，体温是火，呼吸是气。人的血液是生命的源泉，空气中的“灵气（pneuma）”赋予人以活力。灵气与血液失去平衡就会发生疾病。埃及人关于人体由土、水、火、气等成分组成的认识，可以称为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

古埃及人认为一切归神主宰，因此僧侣兼管为人除灾祛病。他们将宗教与非宗教的经验医学互相混杂在一起，为了驱逐患者体内的“鬼怪”，使用催吐、下泄、利尿、灌肠和发汗等方法。

古埃及人的给药形式是比较丰富的，包括吸入药、熏蒸药、坐药、灌肠药、利尿药等。19世纪德国考古学家乔治·埃伯斯（Georg Ebers,1837—1898）在尼罗河畔发现的纸草文（papyrus，书写在一片片草本植物根茎上的文字）中，不仅记载了医学知识，还记载了有效的药物和合理的处方，如罂粟、曼陀罗、曼德拉草等可以减轻外科手术的疼痛；用铜化合物、海葱、醋蜜混合制成吐剂；用牛乳、酵母、麻子油混以蜂蜜制成丸剂作泻下剂等。“埃伯斯 纸草手稿（Ebers papyrus）”（见图2-2）为现今全世界医学专业人员最熟知的纸草文，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药物治疗手册之一，保藏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博物馆。

古埃及的药物发展还影响了古希腊的医药发展，在文艺复兴时期，古埃及药学和古希腊药学一起奠定了近代西方药物学的基础。

2．古巴比伦的医药

在尼罗河流域文明的同时期，西亚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肥沃平原，历史上称为苏美尔、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亚述等，发明了楔（xie）形文字（用芦管将文字写在软泥板上，烤干，再保存下来。由于芦管端部很尖，所以写在泥板上的字印都呈楔形），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奴隶制国家，创造了辉煌的古巴比伦文化。古巴比伦的文化科学及医学知识，影响了邻近许多国家，流传到古希腊、古罗马和阿拉伯国家，有些西方的历史学家甚至称它为“世界文明的摇篮”。

古巴比伦人崇拜多神，有天神、地神、海神，以及日月星辰、风雨雷电诸神。他们认为神主宰着一切，也主宰着人们的疾病和健康。月神辛（Sim）是医神，掌管草药的生长。海神之子马都克（Marduk）善治百病，是驱除病魔、保护健康的全能之神。

古巴比伦人盛行占卜，马都克神即是卜师的首脑。他们认为天体变化和运行与人体疾病、祸福有关系，根据日、月、星辰的运行情况和梦境进行“占星术”和“占梦术”可以预卜疾病的预后。

此外，古巴比伦人对动脉和静脉有一定的了解。他们认为肝是生命之本，是主宰生命的重要器官，是血液的中心。让患者对着绵羊的鼻子用力吹气，吹的气不但能进入绵羊的肺部，还能抵达绵羊的肝脏，将此绵羊肝脏向神献祭，并与事先用黏土制成的绵羊肝脏模型进行对照（见图2-3），比较肝脏50个区域的异常变化，可以判断疾病以及疾病的不同预后。这就是他们的“肝卜术”。

在古巴比伦第六代国王汉谟拉比时期，制定了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Ham murabi's Code of Laws）。该法典刻在石柱上（见图2-4），又称《石柱法》。这根石柱正面上方刻着“太阳神”夏玛西（Shamashba）把法典授予国王的浮雕，以示王权神授的权威性。《汉谟拉比法典》是世界上第一部体系完整的法典，其中关于医疗法的规定是世界最早医疗法律。《汉谟拉比法典》还记载了一些常用的植物药、动物药和矿物药。

古巴比伦有专门从事内科或外科的医生，但是内外科医生的社会地位悬殊。外科医生一般由平民充当，属于社会下层。内科医生由僧侣和祭司担任，属于社会上层。内科医生在占卜、祈祷、祭祀的同时，也使用一些药物。当时一位名医给国王治病的处方记录中不仅有药名，还有药物的使用方法。古巴比伦时期所用的药用植物有罂粟、甘草、没药、大麻、胡麻、曼陀罗、肉桂、阿魏、颠茄、鸡尾兰、藕、桃金娘、月桂、橄榄、大蒜等，植物的果实、叶、花、皮、根等部位，以及动物的各种脏器和明矾、硝石、铜盐和铁等矿物药；制药方法有溶解、煮沸、过滤等；药物剂型有丸剂、散剂和灌肠剂等；给药方法有空腹服药和饭后服药，以及阴道给药等。

3．古印度的医药

公元前2500年前后，印度河流域的达罗毗荼人创造了灿烂的古印度文明，在哲学、天文、医学等各方面都有较高成就。

古印度人认为人体是由气（风）、胆（热）和痰（水）3种物质组成，这就是三要素说。三要素构成了身体的7种成分，即血、肉、脂、骨、髓、精和经消化的食物。健康是机体的气、胆、痰三者保持平衡的结果，如果其中一个要素太过或不足，人体的平衡遭到破坏，进而导致疾病。

古印度有着悠久的药物使用历史。他们认为当身体的平衡受到扰乱时，将食物和草药正确地配合起来使用，可使身体达到适当的平衡。最古老的《梨俱吠陀》（吠陀veda，求知或知识的意思）中记述了多种药用植物。《阿输吠陀》（见图2-5）收载了相当数量的药物治疗方法，出现了系统的医学理论。妙闻是印度古代最有名的外科医生。《妙闻文集》中记载药物达760种，除大量的植物药外，还有动物药和矿物药，如动物的骨、角、脂肪、肉、血液、乳汁、蜂蜜以及硫黄、硼砂、明矾等，并用汞治疗皮肤病、神经病和梅毒。

古印度剂型有下剂、喷剂、喷嚏剂，药物的使用方法有吸入、滴入、含漱、坐药、尿道滴入等。古印度人对药物的毒性也有一定了解，当误服毒物时，采用饮冷水、吐剂或放血等方法解毒。

古印度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很早就与中国、古希腊、阿拉伯等国家有文化往来，对世界药物交流有着很大影响。古希腊的许多文学作品中都记载有印度药物，希波克拉底著作中记述了胡椒、生姜等许多印度药，以及一种清理牙齿的“印度制剂”。中国南北朝时的医术中也含有印度色彩。印度的香药阿魏、郁金香、龙脑、丁香等传遍世界各地。

4．古中国的医药

中国的医药源远流长，中药是世界药物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中药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最早关于药物的记载可见于先秦时期的《诗经》《山海经》和《五十二病方》。西汉时期出现了我国第一本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新修本草》标志着唐代药学的高度成就，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明代李时珍的中药学巨著《本草纲目》为中国本草史上最伟大的集成之作，代表我国古代药物发展已进入成熟时期。

表2-1列出了四大文明古国的药物。

三、古希腊的药物

古希腊位于欧洲南部、地中海的东北部，包括今巴尔干半岛南部、小亚细亚半岛西岸和爱琴海群岛。继农业比较发达的大河流域出现了世界历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国后，公元前8—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从原始氏族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爱琴海区域兴起了灿烂的古希腊文明。

古希腊是海洋文明的源头，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摇篮。尽管古希腊历史也曾有过“黑暗时代”，但公元前776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召开标志着古希腊文明进入了兴盛时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航海活动，使古希腊人与古埃及、古巴比伦文明圈有着广泛的往来和交流，善于学习、勇于探索和崇尚智慧的民族性格使古希腊文明在建立之初就吸收了地中海沿岸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为一种开放的文明。古希腊在哲学思想、历史、建筑、科学、文学、戏剧、雕塑等诸多方面的突出成就对欧洲乃至以后的人类文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药学方面，古希腊人吸收了古巴比伦人、古埃及人的医药学成就，加上自己的创造，发展出极其辉煌的古希腊药学，成为古罗马以及全欧洲医药发展的基础。

古希腊和鼎盛期的古罗马疆域如图2-6所示。

1．神灵医药

宗教在古希腊早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古希腊崇拜多神，神话传说的内容十分丰富。与医药关系最为密切的有：太阳神阿波罗（Apollo）被认为是医疗技术的创造者，是众神的医生；阿波罗医术传给凯隆（Chiron）。凯隆是半人半马的神灵，以和善、智慧著称，是多位希腊神的老师，在西方药学史上被认为是药学之祖。罗马著名的博物学家普利尼（Plinius）认为凯隆是最早的草药学家。凯隆又把医术传给阿波罗的儿子阿斯克雷庇亚（Asclepius）（见图2-7）。阿斯克雷庇亚的女儿海金娜（Hygiene）是卫生之神，现代医学中“卫生”一词由此而来；他的另一个女儿巴拿西（Panacea）是药物治疗的庇护神，“万应灵药”一词由此而来。

阿斯克雷庇亚是古希腊最受崇敬的医神。在西方民族心目中，蛇是一种智慧动物，熟知一切草木的属性，包括药性。阿斯克雷庇亚的雕塑像身披古希腊长袍，袒露右臂和健壮的胸部，手持一根权杖，权杖上有一条蛇缠绕而上。如今，“蛇缠手杖”图案是世界性医药的标记，被许多国际医药卫生组织和团体所采用，建在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空气清新风景区的阿斯克雷庇亚神庙仍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大批祈求治疗的患者。

古希腊早期的医药与神灵结合在一起，人们对疾病的防治手段还十分有限。与其他古代文明不同的是，古希腊的宗教是具有诗意的神话，从不侵犯公众的自由。

2．荷马时代的药物水平

公元前12世纪—公元前8世纪是古希腊从氏族公社制向奴隶制社会过渡的时期，史称“英雄时代”，又称“荷马时代”。史诗是古代文明中一种主要的文明形式。盲人诗人荷马（Homer）根据民间口头传说编成了脍炙人口《荷马史诗》，这是西方文学史上最早的正式的书面文学作品。在这部歌颂英雄人物的史诗中，通过大量的、超现实的神话，我们可以了解古希腊的药物知识水平。史诗在描写战争场面的同时，描述了古希腊的毒药、药草、药膏和镇静剂，例如：把一种致命的毒药涂在箭上制成毒箭；把箭毒稀释后小量服用，开始状如大病，卧床昏睡，但不致命，逐渐加大剂量，可以增加对箭毒的耐受能力；用药草、药膏处理伤口；敷油膏镇痛；用葛根粉末止血；伤者服用一种兴奋饮料可以起到镇静的作用；急于归乡的将士喝一种药酒后便解除了忧愤，忘却了烦恼，等等。

3．庙堂医疗和药学专职人员Rhizotomoi

随着古希腊奴隶制的发展和宗教的不断巩固，神职人员开始在庙堂进行有偿医疗活动。但总的来说，古希腊的庙堂医疗并未在社会上获得主导地位，占有主导地位的是民间医疗。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出现了医生和药学专职人员Rhizotomoi。医生组织——“阿斯克雷庇亚特”通过家传或师徒方式传授医疗知识和技能，逐渐呈专业化的趋势。Rhizotomoi收集药根，晾干，捣碎后调制药剂。Rhizotomoi在中国、美国和日本分别译为“切根人”“药用植物学家”“草药采集家”。Rhizotomoi词源于希腊语rizoma（草药的根），这也反映出根茎药物在当时治疗中应用的普遍程度。

Rhizotomoi在希腊药学或在整个药学史上的突出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他们中涌现了不少优秀的代表，狄奥克勒斯（Diocles）被认为是希腊药物治疗的权威；克拉泰夫阿斯（Crateuas）被称为最早的生药学家，他的经典著作里留下了最早的草药图画。

4．群星璀璨中的希波克拉底

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政治开明、学术研究自由。在群星璀璨的医药学领域，被后世尊称为“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是古希腊医药的代表人物（见图2-8）。希波克拉底主张将医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他认为医药的目的是治愈患者，必须摆脱哲学家虚妄的思辨，同时他主张医药学要从庙堂医疗中解放出来。希波克拉底使古希腊医学有了崭新的面貌，他的贡献奠定了整个西方医学的基础。

希波克拉底认为机体的生命决定于四种体液（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这四种液体是由四种元素（火、空气、水和土）不同配合而成的。每一种体液又与一定的“气质”相适应，每一个人的“气质”决定于人体内占优势的那种体液。多血质的人血液占优势，黏液质的人黏液占优势，胆汁质的人黄胆汁占优势，忧郁质的人黑胆汁占优势。4种体液平衡，则身体健康；失调，则多病。因此，希波克拉底主张医生不应该损害病理变化的自然过程，而是采用一切方法激起身体的“自然能力”，帮助患者自然痊愈，并在适当时候进行治疗。

希波克拉底以饮食疗法，如大麦煎汤、糖、蜜水、牛奶、葡萄酒等作为疾病治疗的首选方法，而把药物治疗作为一种辅助手段。他主张补其不足、减其多余的“相反疗法”，常常使用泻剂、发汗剂、催吐剂、灌肠剂和利尿剂。《希波克拉底文集》记述了约400种药物，例如：泻下用黑藜芦、蓖麻油、驴奶、瓜煎液，催吐用白藜芦、薄荷、牛膝、毒胡萝卜根，利尿用梅、葱汁、芹菜、洋芫荽，麻醉用莨菪、罂粟，收敛用橡树皮，皮肤病用铅、铜、砷，熏剂用硫黄、柏油、明矾，等等。希波克拉底应用的药物以植物药居多，有些至今仍是有效使用的药物。希波克拉底应用的剂型也是多方面的，有热敷剂、泥罨剂、含漱剂、栓剂、丸剂、软膏、油膏、蜡剂、洗剂、吸入剂等。

希波克拉底还把荷马时期的Pharmakon（原指有治愈疾病或毒害作用的植物所具有的魔力）演变为有泻下、发汗、催吐、利尿作用的药物，使Pharmakon有了“药物”的含义。

5．亚历山大利亚时期的医药

在公元前4世纪以后，古希腊出现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危机，医药也逐渐衰落，一反唯物主义色彩进入唯心主义。在此时期，亚历山大东征亚细亚、波斯、埃及等地，使希腊文明与古老东方文明发生了大规模的冲撞与交融，自然科学飞跃发展，开启了历史上的希腊化时代，古希腊科学文化的中心由雅典转向希腊化的亚历山大利亚。

亚历山大利亚城建立了规模宏大的博物馆和图书馆，云集了包括阿基米德、欧几里在内的许多著名科学家。医药再次得到发展，设立了医学校，最为重要的是从动物得到的解剖知识为认识人体的结构和功能开辟了新的途径，为西方医学理论奠定了不可估量的基础。亚历山大利亚时期出现了原始的药房。希腊单词Pantopoli就是指专门加工制备药物的地方。自然科学家西奥夫拉斯塔斯（Theophrastus）的植物学著作中记述了很多药物和它们的应用。

公元1世纪，随着亚历山大帝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衰落，古希腊医药的发展逐渐停滞，医药中心开始向罗马帝国转移。

四、古罗马的药物

公元前6世纪以前，古罗马氏族社会的医药几乎完全以巫术为基础。到公元前510年左右，古罗马建国之初的医药仍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人们认为疾病是神对人的惩罚，患者只有向众神求助，同时也存在采用一些动植物和矿物的民间医疗。公元前30年，随着一系列扩张活动，罗马将整个希腊置于它的统治之下，建立了囊括整个地中海和不列颠在内的帝国，继承了希腊文明，并和古希腊文明共同构成了地中海文明。在医药方面，古罗马在全盘继承古希腊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成为西方医药发展史的又一个顶峰。

1．药物知识论著

古罗马吸纳了先进的希腊医药文化后，有了较快的进步和长足的发展，医药成就突出。公元1—2世纪古罗马涌现出一批医药学家。古罗马历史上的第一个药物学家迪奥斯考莱兹（Dioscoriaes）把当时全部的药物学知识加以汇集整理，编撰了西方第一部药学专著《药物学》（见图2-9）。该书描述了包括植物、动物、矿物在内的600余种药物，不少药物配有插图；论述了药物的采集贮藏、真假鉴别；记叙了药物的调制方法，如用脂肪和氧化铝来制备硬膏和软膏；并对药物进行了系统归类。《药物学》第一卷是草药、药膏和油剂；第二卷是来自动物的食品，如牛奶、蜂蜜等；第三、第四卷记载植物和植物根茎；第五卷记叙酒类以及从矿物中提取的药品，如醋酸铅、氧化铜、氢氧化钙等。《药物学》不但记载了其他书中不曾提到过的药物，而且其中的100余种至今仍然是重要的药物，如绵马、鸦片、麦角和桂皮等。该书影响西方医药学近1500年，迪奥斯考莱兹被誉为西方古代药物学的先驱。

2．药剂师的出现

古罗马开始出现根据医生处方调配药物的药剂师（medicamnetarius）。早期的药剂师用陶制或石制的研钵、木杵、手推碾、手推磨等调配药物，制备煎剂、粉剂、浸膏、丸剂、锭剂、硬膏、药栓、泻剂、发汗剂、利尿剂、吐剂、擦剂、洗眼剂、灌肠剂、敷剂、硬膏剂、泥罨剂、坐药等多种剂型。

3．“盖伦制剂”

盖伦（Galen）是与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交相辉映的古罗马最著名的医药学家。他的思想对医药学发展有很大影响，他的成就使古罗马的医药迈入黄金时期。盖伦使用猿猴解剖以推测人体的结构，开创了解剖学的先河，被称为“解剖学之王”“实验生理学的先驱”，其解剖著作影响西方达1000年。盖伦他还继承并发展了希波克拉底的学术思想，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有许多独到之处。

盖伦的药学知识相当丰富，他的医学著作不仅记载了540种植物药、180种动物药和100种矿物药，还记述了许多药用植物处方的制备方法。相传他给奥里略皇帝开的一个药方包含了150种药物。盖伦用过的药物很多，他有自己专用的药房，配制各种丸剂、散剂、膏剂、煎剂等，储备待用。盖伦还把数种草药混合使用成为复方。盖伦著作中有300种配方及其制备方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应用达500年之久，被欧洲各国誉为药剂学之父。直到现在，西方把用物理方法制取的浸膏等制剂称为盖伦制剂（Galenical pharmacy）。

当然盖伦医学论述中的目的论混杂着唯心主义思想并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以致后来他的某些思想和学说被宗教所利用而发展成为教条，对医药学的发展起过阻碍作用。

五、中世纪的药学（5—15世纪）

由于内部腐败和外敌入侵，罗马帝国江河日下，公元476年终于崩溃，欧洲进入封建社会，开始了长达千年之久的中世纪（The middle ages，公元5—15世纪）。罗马天主教廷和教皇成为欧洲的精神领袖，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又称“繁琐哲学”占统治地位。野蛮、愚昧的教会神权统治扼杀了人们追求真理和探索知识的进步思想，不少科学家和医生被当作异端派。整个欧洲是个没有科学、没有医学的“黑暗”世界。

1．“寺院医学”

中世纪的统治者认为一切智慧都在《圣经》里，一切学问都归教会神父们所有。医药也充满了宗教神学的色彩，处于衰落和黑暗的时期。教会宣传：疾病是上帝对作恶的人的惩罚，人人都应该忍受疾病，宁可肉体上遭受磨难，甚至去死，也不可玷污灵魂；世俗医学是无法医治疾病的，唯有基督才是至高无上的医师，唯有祷告才是最好的办法；看病、购买或服用任何种类的药物制剂都是违背教义的。患者为了获得医治，必须求助于牧师。在基督教博爱精神的指导下，牧师们采用有手摸、涂圣油和祈祷等方法替患者治疗，并利用患者心理进行传教，形成了所谓的“寺院医学”。为了提高治疗效果，有些教堂和修道院也经常种植草药，并设有制剂或药物提取的实验室，这对欧洲天然植物药传统的延续和发展是有一定促进作用的。但总体而言“寺院医学”把医药和宗教、祈祷和忏悔联系在一起，把治愈与“神圣的奇迹”联系在一起，严重阻碍了医药的发展。

2．医院和药房的建立

教会为了治疗患者的需要，在教堂、修道院附近的旅店或避难所设立了医务所或诊所，这就是最初的医院。13世纪，收容患者和贫民的机构分离，罗马建立了第一个正式医院圣灵医院（Hospital of the Holy Chost）。中世纪鼠疫、麻风等瘟疫的大流行促使人们寻求防治瘟疫的措施，一方面建立了公共卫生制度和海关制度，另一方面出现了隔离医院。

伴随着正式医院的发展，出现了药房。药学开始从医学中分离出来，在一些中心城市发展为一种独立的职业和标准。13世纪末，意大利设立公共药房后成立了行会，制定药师协会章程。由于中世纪晚期的医药受阿拉伯医药的影响，药房也是仿照阿拉伯的形式，药架上摆放装有药品的罐子和瓶子（见图2-11）。医生和名流也常相聚于药房，药房几乎成了科学、文化和政治活动的场所。

3．医药教育的兴起

随着中世纪城市的普遍兴起和发展，十字军东征带来的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促进了欧洲科学和文化的发展。“寺院医学”因僧侣们整日忙于为患者治病和外科治疗的出血与宗教教义相违背而开始转移，而且原有的僧院学校和大主教学校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产生了教会延伸的医学校。一些知识分子感到在教会学校讨论问题受到约束，于是自己兴办医药学校，出现了中世纪的大学。

当时比较著名的意大利萨勒诺（Salerno）大学、波伦亚（Pologna）大学、巴丢阿（Padua）大学、法国的蒙披利（Montpellier）大学、巴黎（Paris）大学等以希波克拉底、盖伦和阿维森纳（Avicenna）的著作为教材，主要讲授医学理论、临床和药物。但是，当时医药教育死记权威著作上的教条而轻视实践，固步自封，医学上的进步很小。

阿拉伯世界的医圣阿维森纳是世界医史上与希波克拉底、盖伦齐名的医圣之一。他所著的《医典》是医学中的百科全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医学的必读指南书。阿维森纳认为“医学是这样一门科学，它告诉人们关于机体的健康状况，从而使人们在拥有健康的时候珍惜健康，并且帮助人们在失去健康的时候恢复健康。”他很重视药物治疗，《医典》内有很大的篇幅讨论药物治疗问题。《医典》不但收载了希腊、印度和中国的药物，还增添了几百种新药品。特别是用汞的蒸汽吸入和用汞涂搽治疗梅毒，以及用一些金属化合物作为内服和外用药物。

1498年，由佛罗伦萨学院出版的《佛罗伦萨处方集》（Florence Formulation）被视为欧洲的第一部法定药典。其后，不少城市纷纷编订具有法律约束性的药典。

六、近代药学（16—19世纪）

1．16世纪的药学

中世纪后期，随着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在欧洲封建制度内部逐渐萌芽，新兴资产阶级在复兴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名义下发起了弘扬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的运动。文艺复兴运动首先在意大利兴起，接着像春风慢慢吹遍整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实际上是新兴资产阶级在精神上的创新，带来了科学与艺术的革命，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

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精神核心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反对愚昧迷信的神学思想，因此16世纪的医药界产生了一场怀疑教条、反对权威的革命。首先，解剖尸体不再是禁锢之地，建立了人体解剖学。比利时医生安德烈·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冲破了旧权威们臆测的人体结构理论，通过直接观察人体，以大量、丰富的解剖实践资料，对人体结构进行了精确的描述，完成了巨著《人体构造》，纠正了盖伦关于人体的种种错误，使解剖学步入了正轨。《人体构造》和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被誉为划时代的著作；其次，意大利医学家弗拉卡斯托罗论述关于传染病的新见解，认为传染病是由一种人类器官感觉不到的微小“粒子”造成的；第三，陆续出版了许多草药集，如Bancke's Herbal、Treveris's Herbal、Brunfel's Herbal等，公认的欧洲第一部药典《纽伦堡药典》刊行。

在药物使用上出现了药用植物的外形决定其治疗作用的药物治疗象征说，如以人骨、人血和人体脂肪作为药物以治病养生。硫黄、铁、砷、硫酸铜、汞等一些化学品被用作药物。此外，鸦片配剂、酒制浸膏得到应用。

总之，16世纪欧洲医药摆脱了古代权威的束缚，开始独立发展，这既表明一门古老的学科在新的水平上复活，又标志着医药新征途的开始。

2．17世纪的药学

17世纪虽然优秀的医生不多，大部分临床医生是些江湖医生，仍有迷信、符咒等一些肤浅的治疗方法，但是，当时一些科学家为了交流经验、研究和讨论科学问题，自发创办了科学社团。科学社团是个活跃的科学团体，除了交流讨论外，科学家在一起进行各种各样的实验。

随着实验科学的兴起，出现了许多科学仪器。显微镜的发明和利用，扩大了人们的视野，把人们对机体组织结构的了解带到一个新的认识水平。哈维（William Harvey）发现血液循环是医药科学最突出的成就，自此生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同时一些旧的医学理论被新理论打破。约翰·雅各布（Johann Jakob Wepfer）首次用动物实验研究药物的药理、毒理作用，被誉为“药理学之父”。

随着药物品种和处方的增多以及医生用药的复杂化，药品标准化问题成为药品管理中一项重要工作。《奥格斯堡药典》《科隆药典》《布鲁塞尔药典》《阿姆斯特丹药典》《伦敦药典》《瑞士药典》《万国药典》相继颁布，《皇家药典语盖伦制剂》《药物词典》相继出版。至1666年《纽伦堡药典》已修订了5次。

海外运输的发达使一些药用植物从阿拉伯和南美洲传入欧洲。例如，南美洲秘鲁的印第安人治疗疟疾的草药是金鸡纳树皮的提取物。金鸡纳树皮因治愈了西班牙驻秘鲁总督夫人的疟疾被传入西班牙，后传遍欧洲各地。

3．18世纪的药学

18世纪在对正常器官生理解剖的基础上，建立了病理解剖学。意大利病理解剖学家莫尔加尼（Morgagni）的不朽著作《论疾病的位置和原因》描述了在疾病影响下器官的变化，并且据此对疾病原因进行科学的推测。莫尔加尼把“病灶”和临床症状联系起来的思想对以后的整个医学领域影响甚大。

18世纪医药史上的一件大事是牛痘接种法的发明。16世纪中国已用人痘接种来预防天花。18世纪初，这种方法经土耳其传到英国。英国的乡村医生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受人痘接种和挤牛奶女工出牛痘而不会传染上天花的启发，成功实现了种牛痘预防天花，为人类最终消灭天花做出了贡献。不过总的说来，人们对当时最猖獗的感染性疾病还是束手无策。

18世纪的医院和药房数量增多，设施设备有所改进，但防治疾病的有效方法还很缺乏。当时流行的放血疗法对肺炎和结核患者一次可以放掉一二百毫升的血，给病患带来了更大的危害。使用的药物大都来自民间，而且大都是对症治疗，如吗啡镇痛、毛地黄缓解心力衰竭等。

18世纪晚期，一些欧洲国家的药学行业会开办药学教育，1725年普鲁士已规定药剂师必须通过高等学校考试的制度，使药学成为一种科学专业课程。18世纪内科医生的药箱如图2-12所示。

七、现代药物（19—21世纪）

1．19世纪的药学

19世纪是资本主义的成熟时期，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发展推动了自然科学的进步。医药从依赖经验的推理和形而上学的思辨转变为应用物理、化学的理论和实验方法对疾病进行客观、细致地观察和研究。细胞病理学和细菌学的建立，使疾病的原因得到进一步阐明。

19世纪医药学上重大的进展之一就是细菌学的建立。过去也曾有不少人推测疾病是一种看不见的致病因子造成的，它可通过各种途径在人群中传播，但直到细菌学诞生才明确找出致病因子。德国细菌学家科赫（Robert Koch）利用固体培养基分离培养细菌，再将细菌纯培养物注射于实验动物可出现同一病症，最后再从实验动物分离出细菌的纯培养物，这样就明确肯定了该细菌的致病作用。继科赫发现霍乱弧菌、结核杆菌及炭疽杆菌后，白喉杆菌、鼠疫杆菌、伤寒杆菌、痢疾杆菌、麻风杆菌等致病菌都被分离。同时，法国科学家巴斯德通过研究鸡霍乱、牛羊炭疽病及狂犬病等用减弱毒力的微生物疫苗防治疾病，德国的埃米尔·冯·贝林（Emil von Behring）和日本的北里柴三郎（Kitasato Shibasaburo）成功地应用白喉抗毒素治疗白喉，由此开创了免疫疗法的新纪元。

19世纪以前的药物都是与中药相仿的传统药物，为本草阶段或药物学阶段。由于化学的进步，一些植物药的有效成分先后被提取成功（见图2-13），并实现药物的人工合成，形成了西药的特点。例如：1806年德国从鸦片中提取出吗啡（morphinum），用狗做实验证明有镇痛作用，这是现代药学的第1个里程碑；1817年从吐根中提取吐根碱（emetinum）;1818年法国从马钱子中提取士的宁（strychinum），并通过青蛙实验确定其作用部位是脊髓；1819年法国两位化学家佩雷蒂尔和卡文顿从金鸡纳树皮中提取出奎宁（quininum），并敦促医生们对此进行治疗性研究，这标志着纯化合物作为药物应用于临床的一个新起点，因为在此之前提取的化合物仅为实验研究，而非治疗目的。第2年，为了满足巴塞罗那爆发疟疾的治疗急需，佩雷蒂尔和卡文顿在私人药房里生产奎宁。佩雷蒂尔将药送到巴塞罗那，并在那里开设了制药厂，这个药厂成为现代制药工业的鼻祖。后来，他们公开了从金鸡纳皮中提取奎宁的详细工艺，其他地方也相继生产了奎宁。1821年从咖啡中提取出咖啡因（caddeinum）。由此植物有效成分的研究发展起来，纯化获得很多生物碱纯品，例如从颠茄中提取阿托品（atropin），从古柯叶中提取古柯碱（cocaine），从茶叶中提取咖啡因（caffeine）。同时各种分析技术也得到一定发展，除了形态、显微特征外，化学定性和定量的方法也开始应用到药用植物鉴定工作中，丰富了研究手段。

19世纪中期有机化学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尿素、氯仿、苯胺等可以人工合成，人们开始从有机化合物中寻找活性物质。发现了水合氯醛的镇静作用和乙醚麻醉作用。1859年水杨酸盐类解热镇痛药合成成功，19世纪末阿司匹林作为解热镇痛药上市，标志着人们已开创了用化学方法改变天然化合物的化学结构，使之成为理想药物的历史阶段，其后各种药物的合成精制不断得到发展。人们开始研究药物的性质、功能和作用机制，并以动物实验为手段，产生了实验药理学，以证实植物有效成分和化学药物的药效、毒性。

法国医师Pravas发明注射器后，发现了注射给药的速效和高效；1843年William Brockedon发明压片机，开始了机器压片的历史；1847年Murdock发明了硬胶囊制剂；1886年Limousin发明了安瓿瓶。药物剂型在散剂、膏剂、丸剂、酒剂、浸膏剂和溶液剂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新的剂型：片剂、胶囊剂和注射剂。随着科学和工业技术的蓬勃发展，制药机械的发明使药剂生产的机械化、自动化得到了迅猛发展。

外科手术中疼痛和感染两大难关相继突破。首先是一氧化二氮、乙醚、氯仿相继被用作全身麻醉药，外科手术能够在无痛情况下施行，这是外科学得以发展的前提。19世纪末又合成了局部麻醉药普鲁卡因，克服了全身麻醉药操作繁杂、不良反应多的不足。第二是消毒剂和无菌法的应用。英国外科医生利斯特认为手术伤口的感染是由微生物所引起。1865年他用石炭酸消毒手术室、手术台和伤口，用浸泡石炭酸的纱布隔绝可能入侵的微生物，结果他所进行复杂骨折手术获得成功，未出现感染。1886年贝格曼采用热压消毒器进行外科手术器械消毒，标志着外科手术真正进入了无菌时代。

英国在19世纪提出了监管毒药零售供应的法规和药剂师注册的规定。1859年，对药典出版作了法律的规定。1859年公布了“药品、食品法规”，明确规定对药物掺假进行惩罚。

2．20世纪的药学

20世纪药学的各学科不断发展、交叉渗透，逐渐发展成为具有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大量实验手段的重要学科。药学研究方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简单向复杂，从单一向复合，从粗略向精密，从个人研究向集体研究方向发展。药物的发现、发明突飞猛进、硕果累累，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

20世纪的药物发展大致可以分成3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继续寻找天然药物的有效成分和化学合成药物兴起的时期。最大的突破是化学疗法的创立和抗生素的发现。德国人埃尔利希合成抗梅毒药物胂凡纳明，开创了化学疗法的新概念；英国人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的抗菌作用；德国人多马克发现磺胺药的抑菌作用。狂犬疫苗、白喉抗毒素、天花疫苗的研制，解决了一些感染性疾病的防治问题。神经系统药物如麻醉药、镇静药、镇痛药、解热镇痛药等重要药物已被广泛使用，硝酸甘油作为治疗心绞痛药物上市。构效关系的研究开始起步，人们从天然药物化学结构中寻找起作用的“药效基团”，并对复杂的天然化合物进行结构修饰以发现新药。对于药物作用及其机理的研究也深入到细胞水平，药物的作用过程被认为是钥匙开锁的情形，药物只有和受体结合方可起效，但天然药物和合成药物往往未经过严谨的动物实验研究而以人体本身的体验作为药效依据便进入临床试用。

第二个阶段是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化学合成药物和抗生素大量涌现，以及生化药物的兴起时期。青霉素、链霉素、氯霉素、四环素、土霉素等抗生素陆续被应用，同时对生物体内的活性物质及其功能有了新的认识和了解，维生素、甲状腺素、肾上腺素、胰岛素和各种氨基酸陆续用于临床，随着皮质激素抗炎、免疫抑制等用途的广泛发现，甾体激素成为一类重要药物，性激素的发现为药物避孕开辟了道路。第一个抗肿瘤药物盐酸氮芥作为生物烷化剂用于临床，开始了肿瘤化学治疗历程，之后甲氨蝶呤应用于治疗白血病，抗肿瘤抗生素以及其他多种多样的抗肿瘤药物问世。降压药利血平的上市表明对心脑血管治疗药物引起重视。这一阶段的药物研究深入到分子水平作用机制，药物在体内的代谢过程、药物结构和功效的关系、药物的剂量和药理效应的关系不断被阐明。由于药品大量使用造成中毒事件频发，特别是震惊世界的“反应停”事件催生了许多药品法规的相继诞生，对药物提出了严格的临床试用评价要求，药物的毒理评价更为全面。

第三阶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末，药物品种“井喷”和基因工程药物兴起的时期。医学、化学、生物学多学科渗透交叉，从整体直达分子水平研究药物在体内的调控过程，更多选择性高、药效强的药物快速发展。一系列抗肿瘤药物、心脑血管药物、精神作用药物、神经系统药物、消化系统药物等相继问世。1982年第一个基因工程药物——重组胰岛素在美国上市，标志着基因工程药物取得实质性的发展，迎来了重组人白细胞介素、重组人干扰素、重组人促红细胞生成素、重组尿激酶等基因工程药物蓬勃发展的新局面。淋巴细胞杂交瘤和单克隆抗体技术的创立为单克隆抗体的疾病诊断和治疗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人们对药物剂型在体内的生物效应有了新的认识，药物的生物利用度得到重视。新辅料、新工艺和新设备的不断出现，为药物新剂型的制备、制剂质量的提高奠定了基础，药物制剂在临床上向着发挥高效、速效、延长作用时间和减少不良反应的方向发展，经皮吸收制剂、缓释制剂、肠溶制剂、黏膜给药、控释制剂和利用单克隆抗体、脂质体、微球等药物载体制备的靶向给药制剂有很大发展。

图2-14显示美国FDA1993—2012年批准上市的新药数量；19世纪到21世纪初期药物史上的重要药物如表2-2所示。

3．21世纪的药学

21世纪药物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化学合成药物从随机、逐个、多步骤的液相合成发展到科学合理的计算机辅助分子设计、定向一步固相合成的组合化学阶段，大大地提高了新药研究的速度；对新药的筛选发展到高质高效的自动化高通量筛选（high throughput screening）；对药物作用机理研究从整体、器官水平发展到细胞、分子水平、量子水平；药物制剂发展趋向于纳米制剂和靶向给药；药物生产工艺与生物效价相结合；药物分析从化学方法、高效液相（HPLC）、气相（GC）发展到液质联用（LC-MS）、气质联用（GC-MS）和超微量分析，以及分析检测与分子生物学活性相结合的阶段；生药学从形态学、显微水平观察发展到化学、基因水平研究；从研究陆地药物发展到研究海洋药物；天然产物的新颖化学结构加速了寻找先导化合物的趋势；新的基因工程药物、基因工程疫苗成为研究和开发的热点；规模庞大的世界制药工业已经形成；药品受法规控制越来越详细、越来越严格。

疾病的治疗方式和技术发生重大变革。细胞治疗已有数百年历史，随着免疫学、基因修饰、干细胞生物学、组织工程学等相关研究的快速发展，细胞治疗已成为近年来最为引人注目的领域之一。美国生物学家乔治·戴利认为20世纪是药物治疗的时代，21世纪是细胞治疗的时代。所谓细胞治疗（cellular therapy, cell-basedtherapy）是指利用人自体、同种异体或异种（非人体）某些具有特定功能的细胞的特性，采用生物工程方法获取和（或）通过体外扩增、特殊培养等处理后，使这些细胞具有增强免疫、杀死病原体和肿瘤细胞，促进组织器官再生和机体康复等治疗功效，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如图2-15所示细胞治疗有体细胞治疗、干细胞治疗和肿瘤细胞/颗粒抗原主动免疫治疗3种类型，已经在肿瘤、心血管系统疾病、糖尿病、退行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等重大疾病中有所应用。

随着后基因组时代的到来，科学家可以从大量的基因测序结果中寻找和发现新基因，深入了解基因的功能和调控网络。对疾病的病因研究发现，疾病多与其本身的基因发生变化有关，而基因的改变实质就是DNA的序列改变所致。基因治疗（gene therapy）是指用正确的、健康的基因序列替代患者机体细胞中引起疾病的缺陷DNA序列，以纠正或补偿致病基因所产生的缺陷，从而达到临床治疗的目的。基因治疗（见图2-16）是一种全新的疾病治疗手段，尽管目前临床试验结果远低于人们的预期，但已经由最初治疗单基因遗传性疾病到在恶性肿瘤、感染性疾病、心血管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代谢性疾病等重大疾病的治疗上取得突破。截至2015年1月，全球共批准了2142项基因治疗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其中进入Ⅱ/Ⅲ期临床试验的有461项，有4个基因治疗产品陆续在中国、欧盟和俄罗斯上市。基因治疗也是一把双刃剑，涉及安全性和基因设计、基因改造等道德问题。

对合适的患者使用合适的药物进行个性化治疗（见图2-17）。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对个性化治疗（personalized medicine）的定义是：根据患者对某特定疾病的易感性和对相应治疗药物的不同响应，将患者分为不同的患病亚群，然后结合患者自身特点给予相应的治疗。这种将患者分为不同治疗亚群的个体化治疗时代，意味着后“重磅炸弹药物”时代即将来临，个性化药物已经成为当今新药研发最具发展前景的热点趋势。

在基因组测序技术快速发展以及生物信息与大数据科学的交叉应用迅猛发展的基础上，2011年美国医学界首次提出了新型医学概念与医疗模式：精准医疗（precision medicine, PM），旨在加快人类基因组学的临床转化，以推动个体化医疗的发展。所谓精准医疗是以个体化医疗为基础，通过基因组、蛋白质组等组学技术和医学前沿技术，对于大样本人群与特定疾病类型进行生物标记物的分析与鉴定、验证与应用，从而精确寻找到疾病的原因和治疗的靶点，并对一种疾病不同状态和过程进行精确分类，最终实现对于疾病和特定患者进行个体化精准治疗的目的，以提高疾病诊治与预防的效益。精准医疗利用已知的基因信息，根据患者特征“量体裁衣”，制订个性化的精确预防和治疗方案，为肿瘤、遗传病和传染性疾病提供更为有效的治疗手段和方法，将成为席卷世界的医药发展新高潮。

虽然目前只有1/3左右的疾病可以得到满意的药物治疗，但是有理由相信，随着越来越深入理解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深层次的机制和规律，会层出不穷涌现疾病的预防和治疗的新药和新技术，在不远的将来会攻克一些尚未从根本上解决的重大疑难疾病，为人类的身体健康、生活质量和延长寿命提供有效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