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孔子生平(3)
同年的夏天,卫灵公死了,立了灵公的孙子辄继位,他就是卫出公。六月间,赵鞅(赵简子)派人把流亡在外的卫灵公太子蒯聩(出公辄之父)强送到卫国的戚邑。于是阳虎要太子去掉帽子露出发髻,另外八个人穿麻戴孝,装成是从卫来接太子回去奔丧的样子,哭着进了戚城,就住了下来。冬天里,蔡国从新蔡迁到州来(下蔡,时属吴地)。这一年正是鲁哀公三年,而孔子已六十岁了。齐国协助卫国围攻戚城,是因为卫太子蒯聩住在那儿。
夏天里,鲁桓公、厘公的庙失火烧了起来。这时孔子在陈国,听说鲁庙失火了,说道:“火灾一定发生在桓公、厘公的庙吧!”后来消息证实,果然是如他所言。到了秋天,季桓子病重,乘着辇车望见鲁城,感叹地说:“以前这个国家几乎是可以强盛起来的,只因为我得罪了孔子,没有好好用他,所以才没有兴盛啊!”随即对着他的嗣子康子说:“我死了,你必然接掌鲁国的政权;掌政之后,一定得请孔子回来。”过了几天,桓子死了,康子继承了卿位。丧事办完之后,想召孔子。公之鱼却说:“从前我们先君(桓子)用他没用到底,最后惹来别国的笑话,现在你再用他,如果又是半途而废,别国岂不又要笑话你。”季康子说:“那要召谁才好呢?”公之鱼说:“应该召冉求。”于是就派了专人来召冉求。冉求正要起程时,孔子说:“鲁国当局来召冉求,不会小用他,该会重用他的。”就在这一天,孔子说:“回去吧!回去吧!在我们家乡的那批孩子,志气都大,只是行事疏略些;他们的文采都很美,我真不知道要怎样来调教他们才好。”子贡知道了孔子想回乡,在送冉求时,据说就叮嘱他:“就职了,设法要他们来请老师回去!”
厄于陈蔡(公元前491—前489年)
冉求回去后,第二年,孔子从陈国迁到蔡国。蔡昭公要到吴国去,这是吴王召他去的。以前昭公欺骗他的臣子要把都邑迁到吴境的州来,现在即将应召前往,大夫们担心他又要搬迁,公孙翩就在路上把他射杀了。楚军来进犯蔡国。同年秋天,齐景公死了。
第二年,孔子从蔡国前往叶。叶公(楚大夫诸梁封邑在叶,僭称公)问孔子为政的道理,孔子说:“为政的道理在使远方的人归附,近处的人服帖。”有一天,叶公向子路问起孔子的为人,子路没回答他。孔子知道了就对子路说:“仲由!你怎么不回他说‘他这个人嘛,学起道术来毫不倦怠,教起人来全不厌烦,用起功来连饭也会忘了吃,求道有得高兴起来,什么忧愁都可忘掉,甚至连衰老即将到来也不知道了’等等。”
离开了叶,在回蔡的路上,长沮、桀溺两人一起在田里耕作。孔子看出了他们是隐居的高士,就叫子路前去向他们打听渡口的方位。长沮说:“那车上拉着缰绳的人是谁?”子路说:“是孔丘。”长沮说:“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说:“是的。”长沮说:“那他该知道渡口在哪儿了。”桀溺遂又问子路说:“你是谁?”子路说:“我是仲由。”桀溺说:“那你,是孔丘的门徒啰!”子路说:“是的。”桀溺说:“天下哪儿都是一样的动荡啊,但是又有谁能改变这种局势?况且你与其跟着那逃避暴君乱臣的人到处奔波,还不如跟着我们这种避开整个乱世的人来得安逸自在呢!”
说着,就自顾自去下种覆土了。子路把经过情形报告了孔子,孔子怅然地说:“人总该有责任的,怎可自顾隐居山林,终日与鸟兽生活在一起。天下如果清明太平的话,那我也用不着到处奔走要想改变这个局面了。”
有一天,子路一个人走着,遇上一位肩上挑着除草竹器的老人。子路请问道:“你可看见了我的老师?”老人说:“你们这些人,手脚都不劳动,五谷也分不清楚,谁是你老师我怎么会知道?”只管拄着杖去除草。事后子路把经过告诉了孔子,孔子说:“那是一位隐士。”叫子路回去看看,老人却已走了。
孔子迁到蔡国的第三年,吴国进攻陈国。楚国前来救陈,军队驻扎在城父(楚邑,在今河南宝丰县东)。听说孔子住在陈、蔡两国的边境上,楚国就派了专人来聘请孔子。孔子正打算应聘前去见礼,陈、蔡两国的大夫就商议说:“孔子是位有才德的贤者,凡他所讽刺讥评的,都切中诸侯的弊病所在。如今他长久留驻在我们陈、蔡两国之间,各位大夫的所作所为,都不合于仲尼的观点意思。现在的楚国是个强大的国家,却来礼聘孔子;楚国如果真用了孔子,那我们陈、蔡两国掌政的大夫就危险了。”于是双方都派了人一起把孔子围困在荒野上,动弹不得,粮食也断绝了。随行弟子饿病了,都打不起精神来。孔子却照样不停地讲他的学,朗诵他的书,弹他的琴,唱他的歌。子路满怀懊恼地来见孔子,说道:“君子也会有这样困穷的时候吗?”孔子说:“会有的,只不过君子遭到困穷时能够把持自己,小人遭到困穷的话,那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了。”子贡的神色也变了,孔子对他说:“赐啊,你以为我是多方去学习而把学来的牢记在心里的吗?”子贡说:“是的,难道不对吗?”孔子说:“不是的,我是把握住事物相通的基本道理,而加以统摄贯通的。”
孔子知道弟子心中有着懊恼不平,于是召子路前来问他说:“《诗》上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为什么偏偏巡行在旷野之中。’难道是我的道理有什么不对吗?我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子路说:“想必是我们的仁德不够吧,所以人家不信任我们;想必是我们的智谋不足吧,所以人家不放我们通行。”孔子说:“有这个道理吗?仲由,假使有仁德的人便能使人信任,那伯夷、叔齐怎会饿死在首阳山呢?假使有智谋的人就能通行无阻,那王子比干怎会被纣王剖心呢?”子路退出,子贡进来相见。
孔子说:“赐啊!《诗》上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为什么偏偏巡行在旷野之中。’难道是我的道理有什么不对吗?为什么我会落到这个地步?”子贡说:“老师的道理是大到极点了,所以天下人就不能容受老师。老师何不稍微降低迁就一些!”孔子说:“赐,好农夫虽然善于播种五谷,却不一定准有好收成;好工匠能有精巧的手艺,所作却不一定能尽合人意;君子能够修治他的道术,就像治丝结网一般,先建立最基本的大纲统绪,再依序疏理结扎,但不一定能容合于当世。现在你不去修治自己的道术,反而想降格来苟合求容,赐啊!你的志向就不远大了!”子贡出去了,颜回进来相见。孔子说:“回啊!《诗》上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为什么偏偏巡行在旷野之中。’难道是我的道理有什么不对吗?为什么我会落到这个地步呢?”颜回说:“老师的道术大到极点了,所以天下人就不能够容受。然而,老师照着自己的道术推广开去,不被容受又有什么关系?人家不能容,正见得老师是一位不苟合取容的君子呢!一个人道术不修治,才是自己的耻辱;至于道术既已大大地修成而不被人所用,那是有国的君主和执政大臣的耻辱了。不被容受有什么关系?人家不能容,正见得自己是一位不苟合取容的君子呢!”孔子听了欣慰地笑了,说道:“有这回事吗?颜家的子弟呀!假使你能有很多财富的话,我真愿意做家宰,替你经理财用呢!”于是差了子贡到楚国去,楚昭王便派兵前来迎护孔子,才免去了这场灾祸。
楚昭王想把有居民户籍七百里大的地方封给孔子。楚国的令尹子西(即公子申,昭王之兄)阻止说:“大王使臣出使到诸侯各国的,有像子贡这样称职的吗?”昭王说:“没有。”子西又问:“大王左右辅佐大臣,有像颜回这样贤能的吗?”昭王说:“没有。”子西又问:“大王的将帅,有像子路这样英勇的吗?”昭王说:“没有。”子西再问:“大王各部主事的臣子,有像宰予这样干练的吗?”昭王也说:“没有。”子西接着说:“况且我们楚国的祖先在受周天子分封时,名位只是子爵,土地是跟男爵相等的方五十里。如今孔丘遵循三皇五帝的遗规,效法周公、召公的德业,大王如果用了他,那么楚国还能世世代代公然保有几千里的土地吗?想当初文王在丰邑,武王在镐京,以百里小国的君主,两代经营终而统一天下。现在孔丘如拥有那七百里土地,又有那么多贤能弟子辅佐,对楚国来说并不是好事。”昭王听了就打消封地给孔子的念头。这年秋天,楚昭王死在城父。
楚国装狂自隐的贤士接舆,唱着歌走过孔子的车前,他唱道:“凤呀!凤呀!你的品德身价怎么这样低落?过去的已经无法挽回补正了呀!可是将来的还可以来得及避免的。罢了!罢了!现在从政的人都是很危险的啊!”孔子下了车,想和他谈谈,他却快步走开了,没能跟他说上话。于是孔子从楚国回到了卫国。这一年,孔子六十三岁,也是鲁哀公六年。
再度漂泊(公元前488—前484年)
第二年,吴国和鲁国在缯(今山东峄县境)的地方会盟,吴王要求鲁国提供百牢(牛羊猪三牲俱备曰一牢)的礼献。吴太宰嚭召见季康子,康子就请子贡前去应对,经子贡据理力争才得免了。
孔子说:“鲁、卫两国的政事,真是兄弟一般的情况。”这个时候,卫君出公辄的父亲蒯聩不能继位,流亡在外,这件事诸侯屡次加以指责。而孔子的弟子很多都在卫国做官,卫君辄也想要孔子来佐理政事。子路就问孔子说:“卫君想要老师去帮他掌理政事。老师打算先做什么?”孔子说:“那我必定要先端正名分吧!”子路说:“有这回事吗?老师太迂阔不切实际了!有什么好正的?”孔子说:“你真是鲁莽啊,仲由!要知道名分不正,说出来的话就不顺当;说话不顺当,政事就没法成功;政事不成功,礼乐教化就不能推行;教化不能推行,刑法就无法适中;刑罚不适中,那老百姓就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所以君子定下的名分,一定是可以顺当说出口;说出了的话,一定可以行得通。君子对他说出来的话,要做到没有一点的苟且随便才行。”
又过一年,冉有为季氏率领军队,和齐国在郎亭(在今山东鱼台县东北)地方作战,把齐兵打败了。季康子对冉求说:“你对于军事作战的事是学来的呢,还是天生就懂的呢?”冉有说:“是向孔子学的。”季康子说:“孔子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冉有回答说:“想用他,要有光明正大的名分;即使向百姓公开宣布或明告于鬼神,都是没有遗憾的。如果是像我目前所处的这种情况,就是把千社(《索隐》:二十五家为社)这么大的地方给他,我们的老师也不会接受的。”季康子说:“我想召请他回来,可以吗?”冉有回答说:“如果真想召请他回来,就要信任他,不可让小人阻碍他,那是可以的。”这时卫大夫孔文子想攻打卫文公的后人太叔,向孔子问计。孔子推说不知道,随即招呼备车就离开了,说道:“鸟是选择树林来栖息,树林哪能选择挽留它。”
正好季康子赶走了公华、公宾、公林这几个人,备妥了周到的礼节来迎接孔子,孔子就回到了鲁国。
孔子离开鲁国后,一共经过了十四年的时间才又回到鲁国。
孔子之治学与生活习惯(公元前484—前481年)
鲁哀公问孔子为政的道理,孔子回答说:“为政最重要的是选任好的臣子。”季康子也问孔子为政的道理,孔子说:“举用正直的人来矫治邪曲的人,这样就能使邪曲的人也变为正直的了。”(《论语·颜渊》篇作孔子答樊迟问知之语)季康子忧虑国内的盗贼多,孔子告诉他说:“如果你自己能够不贪欲,就是给予奖赏,人们也是不去偷窃的。”然而鲁国终究是不能用孔子,而孔子也不求出来做官。
在孔子的时代,周朝王室已经衰微,而礼乐的制度教化也废弛了,诗书典籍零散残缺。于是孔子探循三代以来的礼制遗规,厘定书传的篇次,上起唐尧、虞舜之间,下到秦穆公止,依照事类秩序加以编排。他说:“夏代的礼制,我还能讲述个大概来,只是夏的后代杞国已经不足取证了;殷代的礼制,我还能讲述个大概来,也只可惜殷的后代宋国已经不足取证了。要是杞、宋两国保有足够的文献的话,那我就能拿来印证了。”孔子考察了殷、夏以来礼制增损的情形后,说道:“以后就是经过百代,那变革的情形也是可以推知的。因承袭不移的是礼的精神本体,增损改变的是礼的文采仪节。周礼是参照了夏、殷两代而制订的,它的内容文采是那么的盛美!我是遵行周礼的。”所以《书传》《礼记》是出于孔子的。
孔子对鲁国的大乐官说:“音乐演奏的过程是可以知道的。刚开始的时候,要八音五声齐全配合,接着乐音慢慢放开之后,要清浊高下和谐一致,又要宫商分明节奏清爽,更要首尾贯串声气不断,这样直到整首乐曲的演奏完成。”又说:“我从卫国回到鲁国之后,才把诗乐订正了,使雅诗、颂诗都能配入到原来应有的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