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
童年琐忆
思公按：明天是母亲节，我母亲2007年年初去世，我一直很怀念，母亲一生的经历很丰富，她生长在一个封建大家庭中，原名樊巧，参加革命后改名卜毅（从化名“卜一”而来）。1943年高中没毕业参加了革命，一直在晋察冀边区城工部工作，参加过学运、工运等，也曾经被日本宪兵逮捕入狱，新中国成立后在天津市委和北京市委工作。50年代中，调到中央电力部，担任过华北电力设计院和电力部规划设计总院的领导。她的学习经历也很特别，在解放区就读过华北联大（人民大学前身），学生运动期间考入过南开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又在清华大学上了五年学。像她这样的革命经历和学习经历很少见，生前三所大学的校友会都和她保持着联系。她在“文革”中受到严重迫害，晚年离休后身体一直不好，七十多岁后，开始写一些回忆的东西，我常看她写作到深夜。她曾经希望写完后让我改改她的稿子，她说写点东西就是给家人留下些纪念，生前我也没仔细读她写的东西。母亲故去后，在一个大信封里我发现了她的稿子，虽然比较乱，但我读着很感动，也由此更了解了她的一生，现将整理完的稿子陆续发表，一是表达对母亲的怀念，二是表示母亲仍和我同在。
女儿单纯、纯朴，很喜欢听我讲古，就是讲我过去的事了。联系现在觉得很好笑，很有意思，当然包括甜、酸、苦、辣，不仅仅是好笑。我经历了国民党时代、日本统治时代、共产党时代，三个时代大有不同，造成了我这一代人，尝了甜、酸、苦、辣。自然会有各式各样的故事，和我年龄相差不多的知识分子，例如我的同学，他们有学文的、搞科技的、当医生的、当教授的、当教师的、当职业革命者的……他们很多人的事业干得很出色。有了事业心，桃李满天下，觉得其乐无穷。可是人生是那么不由自己，历史是客观的，它让我走了一条不那么平坦的路。我七十多岁，体弱多病，记忆力差，只能想到多少说多少了，给你们留点儿我的记忆。
我的狗伙伴
我八岁以前，住在一个大宅门里。那个胡同比较宽，街的正中，七八层台阶上去有个大红门，台阶两旁有两个长方形石台，原本可在上面装一对石狮子的，但没有装。石台上面，经常趴着两只大黑狗，一个叫大黑，是公的，一个叫小星星，是母的，趴在那里似乎挺文静，但可恨的是，一见到有衣衫不整的穷人走过，它们就跳下来狂叫开咬，直到看门的出来，把狗喊开。如果有人被咬伤，看门人便主动地给抹些什么膏，再剪些狗的毛给粘上，再赔上几个铜板，然后把狗叫回来，痛骂一通。其实大黑十分可爱，我和它已有两三年交情了。因为我常随手拿吃的给它，它见我就趴在地上摇尾巴，天暖时索性躺下来，等我帮它拽“狗豆子”。狗豆子是种寄生虫，有绿豆大，和人身上的虱子一样，以吸动物的血为生，别人都嫌脏，我不嫌，细心地翻找，拽下来踩死。身上狗豆少了，大黑觉得很舒服，常用那昏昏欲睡的大眼睛瞟我一眼。大黑又胖又大，我能骑在它身上。家里人看我和它太亲密，都嫌我脏。
家里有个长辈也喜欢狗，但并不喜欢大黑和小黑，他有一只大洋狗，叫LUCK（幸运），它会跳高，搭个比我还高的竹竿，它也能蹿过去，还能把球形的东西捡起来。但它不熟悉我，也不跟我亲热。这位长辈还买过一只怪形的小狗，也就一尺长，四条腿奇短，像个小板凳，常常自觉地抬起双脚，坐在墙边，它的主人就拿东西给它吃。因为常坐着，屁股上的毛都磨秃了。这个大红门的院子不少，有八个院子、一个花园、一个马号，可能是怕院子太多，狗丢了不好找，就让它们集中住在一个院子里，还有个花墙，花墙门常关着。我很喜欢那只“小板凳”，但却接近不了它，后来小板凳又生了一窝四只小狗，一码全黑，油亮亮的，好玩极了，因为一时没送出去，只好养着，这样家里就有了八只狗，我也不再只是依恋小板凳了。
八岁那年，我和父母迁到山西太原，我是独生女，缺少姐妹，就更想有个小狗作伴，不记得是怎么弄来一个刚生不久的小母狗，全身灰色，可能是太小还没变颜色，起名叫小灰。它的生活全由我负责，喂饭、喂水、洗澡……狗有个很好的习惯，就是不在屋里拉屎、撒尿，一定到屋外去，拉完我就用土盖上。我让父亲在屋顶梁上吊根绳子，下面拴只小篮子，像小孩的摇篮一样，把它放在里面，摇来摇去，这小家伙不大一会就睡着了，趁着这个时候，我就把作业赶出来了。之后，就抱出来喂饭，饭后我就带它上街去玩。它和大狗一样边走边撒尿，并不时地瞧我。有一天放学回家，小灰不见了，到处找也没有，母亲说可能是丢了，为什么丢了？可能是母亲不小心，让它跑出了大门，我没和母亲吵闹，但哭了好几天。长大我知道狗通人性，和人们交朋友，做军犬，做警犬，能找到各种物品，如大烟土、海洛因，等等，甚至可以寻人救人。俗话说“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也是我童年时代的好伙伴，在我幼小的心里培养出了爱心。
我的大家庭
我出生在一个五世同堂的大家庭，有个太祖叫樊山，他在清朝做过一个省级的官，学问不小，也是有心人，把自己办的案子，都一一记载，进行分析，写成二十四卷的书，名为《樊山政书》。他还善诗词、书法，有诗人、书法家的名气。清王朝被推翻后，他携家小带着书卷搬到北京，住进了一个大宅子里，过起了寓公生活。
我记得花园里有个池塘，有个大花窖里面放满了花，有座小土山，山上有个小小的亭子。马号里有两辆很好看的马车，车的四角吊着玻璃灯，马号里养着几匹马。在这里有两件事我记得很清楚，一件是当时我可能只有五岁，常到那里玩，有一次坐在马车上玩了一会，马夫喜欢我，就让我坐到马车里，还抱着我出后门，上街买了两块塘给我，我都收下了。当时是不许男孩子进马车的，更不许骑马。我的小叔叔是个聪明的孩子，鼓动我说，“你想骑马吗？”我说“想”，可又不敢。他说你坐在前面我保护你就行了，于是我跟马夫说，“我想骑一下马”，马夫说，“不行，你太小，会滑下来”。我说，“让小叔叔抱我骑一回吧！”后来，他真同意了，扶我二人上马，在后院里环转了几圈。小叔叔一高兴松了手，差一点把我滑下来。
再有一件好事，就是和太祖坐马车去看戏，晚上回来时马车四面的挂灯都亮了，很是漂亮，我感到自己很神气。为给太祖过生日，提前半年多，家里给太祖的两个孙女和我请了位老师教唱戏，戏名《四五花洞》，并做表演。她们比我大几岁，学得快，学得好，我和她们一边唱一边扭，可因为我太小，只有五岁，最终没学好，半途而废。太祖生日那天，太祖和我两人坐马车去戏院，戏院楼上正中的三个包厢，坐满我家的人，正中包厢坐着太祖和他的两个女儿，我叫她们亲祖和干祖，太祖坐在中央，旁边有个椅子上放一个小凳子，我美美地坐在上面。后来太祖的孙女出来表演《四五花洞》，远远看到两个七八岁的小姑娘扭来扭去，唱得很好，可声音太小，但鼓掌的不少。
从房子的规模看，我家应当是个大宅门。前门在一条街上，后门在另一条街上，有一个大院、几个中院、一个花园、一个马号，下人有至少四个老子（当时的叫法）、一个丫头、两个厨子、一个马夫、一个门房（是看大门的）。太祖樊山，当时已八十多岁，家当都是他挣来的，民国后他从外省回来定居北京，是个有学问有见识的人。他又是个文学家，对什么怪字都有研究，文章中也经常出现怪字，也是书法家，民国后他的字挂在琉璃厂的书画店可以卖钱。他常写诗，也有人称他诗人。民国后他写的诗文也很多，我小叔叔看过几篇，我没看过。他给人家写的对联也不少，我家各个房间一般都有，我们屋有他的两副对联，有一副的下联还署着“为玄孙阿巧”（给我写的）。我母亲会用缝纫机绣花，曾把这副对联用白缎子绣成与原来一模一样的对联，在“文革”中被抄走了，她自己也把一些旧相片、古字画几乎都毁了，因为是母亲自己的东西，她给毁了从不和别人讲。
这个樊山怎么当的大官呢？也有点小故事。据说我们的祖辈是苗人，有个苗人首领看清朝势力大，就培养一个儿子读书，习武中了举，当了一个省的总兵，太平天国时，带兵去长沙支援，和该省负责的左宗棠闹意见，闹得很凶，据说都上书到慈禧太后处，批文下来却是有利于左宗棠，结果这位总兵被撤职，怄了一肚子气，下决心让两个儿子读书，并要求他们将来的科举功名一定要超过左宗棠。临故前他说，当儿子的功名超过左宗棠时，要到坟前，向父亲禀报。更厉害的是他在家里盖了一个读书楼，一切用品、连吃饭都差专人送到楼上，为的是让孩子们专心读书。更怕他们偷偷下楼去玩，荒废学业，不许他们下楼，还给穿上女人的衣服，让他们出不了门。这两个孩子在当时来说也算有出息，都中了举，哥哥据说学问更好，但不幸染病，中年早逝。弟弟后来则中了进士，步步高升做到陕西省省长。可惜的是他直到离职，也没赶上左宗棠的官大，没能实现他父亲的遗愿。清朝倒台，他把夫人、子女、他喜爱的子孙一家和我的祖父（太祖哥哥的孩子）都带到北京定居，还有些亲眷留在了湖北。
这里再加一个小插曲。和我一同爱国画的小姑娘，比我大些，画得也比我好，小学五年级时我和她在这小家庭里办了一张小报，名字叫“兴盛报”。取名时我们俩都想不出好名字，后来索性用了我们这条街的一个油盐店的名字，就是“兴盛”二字，有条件就出一期。有一期是我写的连续小说，叫《反思》，写新娘待嫁的事。开头写的是，“天空乌云密布，有轻微的雷声，细雨下着，十几岁的小新娘当场落泪，她忐忑不安地想，抬我到哪里？他是谁？什么样的人？他家什么样？我想跑怎么办？”
有时我们的小报也出图画版，那个爱画画的姑娘，常得到家人的好评，这一回她画了两幅小画，一幅是一个烫发的少妇，正走在西单商场附近，当然是背面，从后面看少妇非常漂亮，打扮时髦：蹬一双高跟鞋，头发上别着一支浅色的花，后面跟了一大群男人指手画脚地评论什么（当然是说真漂亮……）。第二张仍然是那少妇，可能觉察到后面跟了不少人，于是回头看看—妈呀，是个细眼、大嘴巴的女人，把那群人吓得张口结舌，张开两手要向后面倒下。我们孩子看了哈哈大笑，完全能理解她画的是谁。她三姐一再嘱咐说，这张报可不能给大姑二姑看，孩子们看看得了。我和她们的大姑关系很好，就没听三姐的话，还是偷偷拿给大姑看了。因为那上面也有我的小说，更有那张我也很喜欢的漫画。她看后夸我写得好，当看到漫画时，出乎预料的，她轻声地笑出来了，也没有骂我们，只是说快收起来，不许在院子里传看。
我再说说太祖的两个女儿，我叫亲祖和干祖这两姐妹的不同性格。她们两个不仅长相很不同，内在性格的差别也很大。
姐妹二人和弟弟都在家庭教师那里读了很多年的书，诗、书、琴、画样样精通。姐姐每日习字，她的小楷，现在看也有字帖的水平，漂亮极了。她看书很多，能给我们讲些“古”（即历史故事），她和她父亲有共同爱好，爱研究文学，以前她老翻一本康熙字典，翻来翻去翻成一本大破书。家里人问她什么字，没有她不认识的，还要给你讲讲这个字的来龙去脉，我们都认为她是个学问家。她对妹妹奢侈、好玩的行为当然看不上，但她从不多说一句话，这种情况也要分析一下，她是结过婚两年多以后就自动回了娘家，再不回婆家了。所以她认为她没资格过问娘家的事，对妹妹弟弟的生活她虽然有不同看法，但从不过问。
她为什么出嫁两年多就回娘家了？据说是这样的，她是才女，所以老父亲给找的女婿是第一批从英国留学归来的，回来后当了官。我们两家和亲戚对这桩婚姻都十分满意。结婚一年就生了一个大儿子，又是一大喜事。可不知她怎么知道，丈夫曾去过妓院。知道此事后，她为了儿子，还勉强维持着面子，不幸的是，儿子一岁多去世了，丈夫在上海办事。她就把家里收拾好，自己找了位搬运夫，把她的嫁妆装车，回了娘家。到家时门房一通报，连老父亲也十分惊讶，女儿哭了。
她丈夫在上海听闻此事，匆忙回京，刚到京就赶到我家，但门房人说，早有了小姐的口话，让姑爷回去，以后也不用再来了，据说他来过三四次都进不了门。人是不来了，但每月都收到他的一封信，信送到大小姐手里，随手就撕了，从没有看过。我放学以后进门回来，路过她住的院子，偶尔听到她大声叫骂，旁人都说，姑爷认错了，别再扭着了，但她发起脾气来，人人都静悄悄的，谁也不敢来劝。我到她房间，有时见她坐在大竹椅上泪流满面，我就在她旁边，用她手中的手巾为她擦眼泪，她一把把我搂在怀里，听着她一直哭，像她的知音一样。直到她丈夫又回到上海，仍有信来，后来没有信了，两家从此断交。以后的日子是女儿和父亲谈经论书，研究书法。亲祖喜爱我，我也爱在她屋中玩，她是玩骨牌的能手，一个人可以有多种玩法，她开始教我，我们玩对子、拉大车、出牌比大小，常是我赢，高兴极了。后来她让我和她住了一段，睡一个床上，上床前一定要洗得干干净净，她常讲又小又短的故事，《受骗的乌鸦》等等，一些最原始的故事。每天放学回来，她还给我留好吃的，早晨桌上每天摆了四个铜板，让我吃早点。孩子是懂人意的，她对我好，我也很乐意为她服务，包括我坐在桌子上给她掏耳屎，拽白头发。干祖就没有文才，会在客厅里开舞会，客人几乎天天两桌麻将，两姐妹的区别太大了。
太祖的儿子我叫少祖，他娶亲要求很高，南方出美女，一定要在南方找，后来就真找来南京一个大官的女儿，南京出名的美人。娶过来了，夫妻恩爱，关系极好，一连气生了七个孩子，两男五女，除一个女孩长得稍差，其他女儿都长得标准清秀。特别是大姐、二姐，在家族中以美貌出名。两个儿子也是高大标致，人也大方，六妹七妹也十分清秀，我看她们都好看。可惜夫人生了老七不到一年，生病而亡。后面三个孩子，年纪都还很小，真是不知如何是好。
少祖急于为孩子找后妈，后来从一个慈祥的上海人大家庭里，娶回一个上海小姐，这位夫人也生了两个女儿，都比我小，也很好看。不幸的是，不久少祖也患病辞世，这位夫人和两个女儿就都回到了上海娘家，每年就是在这个家住一段，上海家住一段。我们孩子们都认为这两个姑娘很神秘。她们单独吃饭，由一个叫阿金的丫头伺候，也是上海人，她们母女和丫头都说上海话，而且两个姑娘穿得极好看，我们感到她们和我们不是一家人似的。以后这家由姑婆二人掌管，遇事姑婆二人商量，但某些权财似乎在二姑手中，姑婆二人似乎也很融洽。待我长大一些，就发现这个家庭很不平等。厨房有两个厨子，要做多种菜饭，大爷、干爷、少婆的饭都是自己点菜送到自己房间单独吃，孩子们在饭厅开一大桌一块吃，连当时所谓的“下等人”也一起吃。
我和家里三个孩子同时在一个小学上学，学校离我家后门不远，我们四个每天早晨聚在一块走。在一二年级时，我记得是冬天，姐妹三人都穿得很厚的棉衣，而我是有兜的，她们没有。五六年级的夏天，我走在她们后面，看到两个女孩子鞋都破了，露着脚后跟，没人给她们缝补。家里住房的摆设，也是三六九等，大人和喜屋子里是红木的家具，少婆的住房有西式床铺桌椅、五座大柜、穿衣镜。但孩子们在大院东厢房，一间是二哥的，只有床和简单的桌椅，外屋两间，有三个女孩，是用一个大床、一个小床摆在板凳上当床用，只有一张方桌和椅子，三个孩子在上面做功课。我因为没有兄弟姐妹，常和他们凑在一块做作业。
穿衣服更不用说。亲祖很简朴，前面提到的干祖，则是一套又一套的新式衣服。因为是长孙、长孙女，都可以到裁缝铺做衣服，长孙有西服大身段，大姐也有好衣服，下面的孩子呢，我没见他们有什么好衣服。有意思的是，当大儿子结婚时，排场挺大，孩子们没有好衣服怎么办？他们继母也真有办法，她从她在北京的上海朋友家借来许多衣服（用洋车拉回来的），各式各样，质量还不错，样式也时兴，于是孩子们都来挑，找合适的穿，大家都挑到了自己合适的服装。当时是冬天，我记得自己有一套衣服，是一件深红的棉袄，上面配一条有绣花的深黄带子，虽然很漂亮，但我没有洋式大衣，于是挑了一件很不错的小大衣。少婆一再嘱咐不要跟人家说穿的衣服是借的，于是大家坐上很少见的小汽车去到大饭店去，客人一再说这个标致，那个水灵，结完婚回来后，脱下衣服还给人家。
孩子们都高兴过年，过年时，每个孩子都有一件漂亮的棉袄。在穿着打扮上我是不让人的，记得有一年我是穿金黄色的小旗袍，上面领子是天蓝色的，前面绣了一个大凤凰，后面绣的是一大牡丹，人人夸我的衣服漂亮，我也很高兴。但最不合理的是，家里排场挺大，大孩子可以随意挥霍，大哥上教会大学，大姐上到高中毕业，可三个小兄妹只上了小学，继母推说没钱，不让上中学。这样有钱的家庭，三个孩子居然不给受教育的机会。在他们力争之下，后来也只学了一些道德、绘画短期班。我自己靠外祖母家上学是没问题的，当然我也比较争气，初中全免学杂费，高中也没花多少钱，上大学也没问题。说起来没有人会相信，这样的家庭竟不让孩子上中学。
外祖母的家庭
上中学后，我就一直住在外祖母家了。对这个家庭，我谈些点滴的记忆。外祖母家是南城有名的富商，在前门大街开有四间门面的老正兴金银首饰店，还有书画、文具店等，大栅栏里有个饭店（合股），还有二十几套大中小院子出租。自己的住房是在一条胡同里，并排四个大院，都是前后院，这条胡同没有别的人家，都是外祖母家的人住。三个大门在胡同里，两个大门在胡同外，后院四座楼并排着，半西式的，每座楼上下各六间，中间四间极大，各深六米、宽四米，大房间的地是所谓的金砖墁地（也就是用皇宫用的大砖），窗户一律是西式大被防窗。最东边院内有小桥流水、菊花池，有个院子有假山石苑，马号里放马车养马。房子都有宽大的走廊。因为楼房比较高级，所以在珠市口一带是无人不知的张家大楼。
外祖母住的这个院子最大，是青石地，有四个花草池，院里有苹果树、核桃树、海棠树，两百多盆的花。院中间两个很漂亮的大缸，里面种着很高的水葱，很好看。缸四周围着多盆石榴树，到了秋天，小碗大的大石榴挂在树上。楼后是至少六米宽的空院，放着许多盖楼时没用完的大块石头和金砖，后院里也种着枣树。外祖母家人很多，上有老人，中有兄妹，下有无数的子孙，后来分家了，这几座楼都分给了我外祖父。我去的时候，人口已经大大减少，外祖母和姨等都住在后院一座楼里，其他的楼房、平房全租出去了，家里只有三个女佣人和一个厨子兼门房。有两个佣人是在这家待了一辈子，是他们把我看大的。他们叫我巧姑娘，我和他们关系很好。
外祖父经商，学问不大，但非常喜好读书、写字、画画、弹琴，极羡慕有学问的官宦家庭，所以把两个女儿都嫁到了这种人家。三姨也嫁给了一个学问很好的书法学家。外祖父母都信佛教，所以楼上全部是佛堂，因为崇拜有学问的人，在一间房子里还供着一个八尺多高、站着的孔夫子像，和佛爷同等待遇，每天接受供茶。外祖父常常盘腿坐在蒲团上，前面一个红木小矮条桌，上面放一把古琴，右面小桌上放着一炉香和一杯清茶，常弹《高山流水》，那样子十分清雅。我小时有一次掉了眉毛，就是住在外祖母家调养的，每天早晚外祖母给敷两次药，有时又给加白糖，糖渣子往下掉，我就把它吃掉。这是我和外祖母最亲近的一段时间。后来我的伤基本好了，爷爷催着要把我接回去，外祖父也舍不得我，争抢了半天，才让我走。外祖父除了自己弹古琴，又把古琴当古董玩物，所以古琴极多，我记得很清楚，至少是十七八把挂在屋子高高的后墙上，套着黄色的套子，十分好看。可怜的老人后来得了脑溢血，年仅四十八岁就病故了。从此外祖母家少了琴声，这个家从此也由外祖母掌管。
外祖母虽然生长在“封建家庭”，但可以算是比较开明的老人。她自己能读书、看报，围棋、象棋下得都挺好，后到绣花学校学习，还把我母亲也带了去。我母亲可是绣花能手，绣出花不是死板的，有各种动物、飞鸟、花草树木，有阴阳背影，用单蚕丝染的有色线，每幅都是用几十种线绣出来的，所以绣出来很美，好似照片，我至今保存着十来种。家里有书房，有老师教子女读书，所以母亲姐妹都能看书。
外祖母读经书，拜如来佛、观世音等，有一个比人还大的坐式汉白玉观世音。五间佛堂，每天都要上供茶，由大儿媳妇陪着，一一磕头，到寒暑假就由我每天陪着，扶她上楼。她很胖，我一般是先把她扶上楼，再下楼提一壶开水，在每个佛爷前面的杯子里沏上供茶，再敲一个大的铜制器物数下，然后由我代她磕头，要深深磕下去，恭恭敬敬的，每桌佛爷磕三个头，但当我外祖母双手合十、背诵经文时，我常常在十来个佛像前，每处点三下头，算完差，十分不认真。偶尔她睁开双眼时，我就恭敬从事。有些时候还上些供物，如很多的糕点水果。我们孩子都不爱吃撤下的东西，一般都分给下人吃。每个寒暑假，我都如期完成任务，外祖母嘉奖我说，我一定身体健壮，长命百岁。
外祖母家也有穷本家、穷亲戚，都想得到她一些帮助，我观察她挺有原则，她常说“救急救不了穷”，另一条是绝对不主动帮助别人。有人求到门上，帮两三次，多了就加以劝导，分文不出了。
我父亲远在重庆，我和母亲在北京属沦陷区，彼此封锁。我和母亲就在外祖母家常住着，除吃、住外，我生活的一切需要都由母亲供给（当然就是外祖母供给的），我在这个家里生活了六年，外祖母没给过我一分钱，我也没跟她要过一分钱，唯一的一次是外祖母带我到花市，买了几尺很漂亮的古铜花色的绸布，由裁缝给我做了一伴长衫，我很喜欢。另外就是某个冬天，外祖母给我了小姨的一件黑呢料子的小大衣，我穿了好几年。
我小姨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读的都是教会学校（我们一般也叫贵族学校），所以穿戴都很讲究，她的衣服很多，春、夏、秋、冬都到裁缝店做新衣服。她花钱极多，睡在外祖母床后面的一个大床上，旁边是书桌和装衣服的大柜子。有部分时间我母亲和小表妹睡在一起，我睡在外祖母里间的一个小床上。小姨住校，又没时间回来，我就总在小姨的大床上玩，一个大白猫伴着我们。高中时我就常用她的书桌做作业。有一天我做作业时，书桌上洒了很多水，我想在床底下找双鞋，暂时换一下。掀开床单后发现床底下无数的铁盒子和纸盒子，巧克力盒、糖果盒，都是吃光的，但平时又没见她吃，小姨长得那么胖，就是吃这些东西吃的，但她从来没给过我们小孩子一块糖。直到现在我也认为我自幼不馋嘴，所以当时既不羡慕也没不平的心理，记得的就只是，小姨好自己偷着吃东西，从来不给别人吃。
过去的大家庭多是重男轻女，外祖母家也有这种传统，比如对九个孙子孙女就区别挺大。例如大孙女，祖母对她亲情不多。大舅不喜欢旧式婚姻的妻子，常年在天津的银行工作，平均一个月才回来一次，回来也不理妻子和孩子。但在这个家里，我和大舅妈、小表妹最亲。大孙子因为母亲早年去世，祖母很疼爱他，但亲中带冷，和外祖母睡在一个床上的是大孙子的弟弟，年纪很小。二舅妈生了三个小孩，对大男孩，祖母十分喜爱，到二孙女就不如对老大了，二孙女到外祖母屋里玩玩，还常给点零食吃；但到老三时就差了，我印象中照顾她的人很少，她好像也有自知之明，不常到外祖母那里玩。有一次我放学，看到这个两岁左右的孩子，一个人躺在地上，滚了一身的土。对面一只母鸡正在吃她地上的玉米粒，她也用小手指头一颗颗地捡来吃，令我十分惊讶！天啊？这是她家最小的孙女，怎么就没人管呢？！我只好把她抱了起来。后来这个孩子长大，很聪明，读书好，清华大学毕业。
过年，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日子，没常住外婆家以前，到过节也到外婆家来过。家里很早就开始做准备，印象中是过年会来两个帮工，做两大缸桃形的馒头和花卷，吃到正月初五。准备这么多是为了给老佛爷上供，另有用处是有穷亲戚、本家来拜年时，每家送一大包，另给一个红包里是一些钱。大年三十都不睡觉，家家自己过年，没有客人。但外祖母家在客厅里要开好多桌麻将牌，十二点前家里妇女开一桌，十二点开始，和下人一同包饺子，饺子包得很多。另外，二舅有两个艺术专科学校的同学，都是外地人，可能有困难，又是二舅的好朋友，所以他们常年住在楼上一间屋里，也和我们一同吃饭。过年时他们也不回家，到晚上，外地的几个同学共同晚餐，然后开两桌麻将玩一夜，有他们在家里就显得热闹多了。第二天吃完饺子才算过年，年初一，正房的堂屋、墙上挂了三张大条幅，是外祖父和上辈祖穿着清朝官服、坐在大椅子上的大画像，跟真人一般大小。画像前摆上供桌，桌上满是供品、铜制大香炉、大烟台、大红蜡烛，周围也挂着不少红灯笼，灯火辉煌。外祖母则坐在供桌旁的大椅子上，接受全家大小轮流拜年，孩子们各得红包一个，里面常常是圆圆的一个大银元。这就不少了，当时下人一个月也才两三元钱的收入，然后孩子们一人一大包水果（冬天水果极少，很贵），我只爱吃香蕉和桃，其他的分给别人。
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事，是初二时外祖母请来女亲戚过年打麻将。我此时已经是麻将好手，大舅是个好开玩笑的人，通常由我们二人陪两个老太太玩。事前，我们俩做了许多暗号，他要什么，我要什么，互相供给，还在桌下互相换牌，这样两个老太太的钱就源源不断地跑到我们这里来了。事后，大舅就会带我去下饭店，觉得十分有意思。过年时，大舅还带我们两个孩子去拜年。拜年不兴带孩子，有孩子去人家必然要给过年钱，那不是成心去要钱吗？他带我们去是这样的，例如我们到一个姓查的大宅门，是我母亲七姑的家，这家是商人，非常有钱，排场极大，出手也大方，到大门口，人家也很熟悉，大舅就自己进去拜年了。过了一会，我们孩子就在大门口大声嚷嚷“大舅快出来，我们饿了”，看门房的人，听我们喊就出来问我们找谁。一听说找大舅，就招呼我们，进去通报，七姑见是我们，就埋怨大舅，干吗不让孩子进来玩玩，我们进去就拜年，磕头。大舅说今天请客，带孩子们去吃饭。七姑就到账房去拿几个红包给我们。一会人家放我们走了，刚出大门口，就看红包，每人钞票五元，别提多么高兴啦，于是到祥瑞饭馆吃饭，这也是过年一乐。
我初中时来外祖母家，是日寇侵占华北、进驻北京之时，老百姓生活水平大降，外祖母家也家道中落，当时主要靠收房租为生。但房租又往往不能收全，各方面开支都收缩较大，外祖母让二舅每日查看买东西的账单。二舅本是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毕业，从小拜齐白石为师，学国画，本是艺术家（新中国成立前在国画界已有相当的名声），但可能是受家庭的影响，他非常看重钱，用钱愈来愈紧。记得有一次，他和老厨子侯顺站在院子里查看前一天的账单，因为前一天是星期日，我大姨妈家的表哥表弟也来外婆家，他们个头都很高，不过十三四岁，饭量极大，在外婆家住了两天，账单上的早点买得极多。侯顺平时一般是按人头买早点，大人每人买两套（一个烧饼、一个焦圈为一套），孩子不一定，平均是每人两套，表哥表弟就大不相同了，至少每人吃五六套，也许还要剩余点。就因为这样，这项早点的钱花了不少。只记得当时我二舅跳起双脚大喊“早点干吗花这么多钱”，旁边在我家多年的侯顺一点也不着急，慢条斯理地说，“肚子大就吃得多，到姥姥家，早点都不给孩子吃够了！”侯顺说的话是十分有理的，他从少年起就在这个家当听差，后来跟老厨子学手艺，老厨子走后，他升为主要厨师，要是请客就由他雇来两个帮手，能同时做几桌饭，所以他在这个家既是老辈，又是厨师，地位挺高，对二舅的叫喊全不在乎。二舅也不过瞎吵一气，最后不了了之。
这个侯顺说起来也很有意思，他是河北省某县农村的，来时年轻，但已结了婚，曾回过一两次老家，也有了一个儿子。但过了一些年，就不回去了，因为他和外祖母的一个女佣人同居了，在外祖母家后门的一条街上租了房子，生儿育女。我们虽然没见过，但也听说他们至少有四个孩子。这种情况，他必须找些外快养家。厨房里米、面、肉类蔬菜，都由他负责，谁也不知用多少，当然随便取用。大舅妈常把衣服等物品，一点一点地给他，外祖母家过去人多（有几间客房），不用的东西多极了，剩下来的大都给了他。外祖母家的金店和画店等关张后，大部分东西兄弟们都分了，留下一些零碎，有十几个大柜子，都搬到了楼上，有一些学习用品我们表兄妹上楼随便取用，没有人过问。还有一些金店里的装饰品和小佛像、大小花瓶等等，我们孩子从来不动，但慢慢地减少了。长大后我曾问过大舅妈，那些东西都哪里去了？大舅妈说最大可能是侯顺拿走了。我说东西在楼上，他怎么拿出去呢？大舅妈说：“那还不容易，他就住在后街上，楼后有个大平台（约四十平方米），没有栏杆（因为后街地基低），外祖母楼的平台有五六米高，可以用个竹筐放下去，那边他家人接应就行了。”直到外祖母故去，大家庭变成小家庭，侯顺才离去。可不论怎么说，他对我们孩子极好，他常说，到外婆家，想吃什么吃什么，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外祖母拿我们都当客人，每次吃饭都是我们想吃什么做什么，侯顺也如此，他不问家里的人，见到我就总问，巧姑娘今天想吃什么？到吃饭时准有我喜欢吃的，小时候他常和我玩，让我帮他浇花，所以我也喜欢他。
我长大后，1944年从解放区回北京开展地下工作，先住外祖母家，后来表弟也从解放区回来了。每逢我们走进大门，总有几个下人在走廊吃饭或聊天，我们一走过去，侯顺就用右手比个八字点点头，给其他人看，意思是“八路来了”。他们都是受苦人，在一些大家子，往往有个别的佣人会待一辈子。比如外祖母家的老王乾儿（乾是亲热和乾亲的意思），她是二舅的奶妈，二舅长大后，她就干一般的杂活，性情善良，会关心人。她没儿女，一心一意为这个家，和外祖母、大舅妈的关系都好。我在外祖母家时，我的生活都由她照顾，包括洗头、洗澡、浆洗衣服，我放学晚些时，她给我做饭，也为我热饭，比母亲管得还多。她喜欢我，但对我也有不好的印象，有件事可以证明，那会儿在外祖母家，小时候的我和母亲发过一次脾气，大哭、大喊，闹个没完，仅此一次，她看在眼里。新中国成立后我因为工作太忙，想请她到我家照顾一下孩子，我和大舅妈谈到此事，大舅妈说：王乾儿不敢去，她说巧娘脾气太大了。“文革”前我脾气很好，几乎没发过脾气，大概和那时王乾儿对我的“警告”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