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语言，表达思想和情感的媒介

语言是人们表达思想和情感的媒介，但并不等同于思想和情感本身。用含蓄的语言进行贿赂或威胁，更便于日后推卸责任；而一个巧妙的祈使句可以把“命令”包装成“请求”。说脏话是宣泄极端情感的常用方式；而一句“你知道我是谁吗”，则可凸显自己优越的社会地位。

2001年9月11日上午8时46分，一架遭恐怖分子劫持的客机突然撞入纽约世贸中心的北塔楼。上午9时03分，又一架飞机冲进了南塔楼。炼狱般的袭击瞬间便摧毁了这座摩天大厦，在燃烧了1小时2分钟之后，南塔楼以排山倒海之势迅猛地坍塌下来。23分钟之后，北塔楼也相继轰然倒塌。发动此次袭击事件的主谋是“基地”组织领导人、恐怖分子头子奥萨马·本·拉登。本·拉登希望借此暴力袭击事件胁迫美国政府结束在沙特阿拉伯的驻军和对以色列的支持，并以此联合穆斯林国家，为恢复伊斯兰王权做好准备。

我们把发生在那天的事件称为“9·11”恐怖袭击事件，它代表了迄今为止发生在21世纪最重大的一起政治与暴力事件。“9·11”事件引发了大量的争议话题：如何缅怀遇难者；如何重建曼哈顿；袭击事件到底源自古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还是现代革命风潮；袭击发生前，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到底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以及针对此次袭击事件美国应作出什么反应；如何妥善地平衡反恐与尊重民权之间的关系，等等。

不过，这里我最感兴趣的却是一场“9·11”事件所引发的鲜为人知的辩论：9月11日的那个早上，纽约到底发生了几起事件？

有人可能会说，很显然，就一起啊。按照这种说法，世贸双塔的恶性袭击事件不过是某个人为了某个议事日程所设计出的某个计划的一个部分而已。恐怖分子瞄准了目标：一个由同一楼名、一套设计方案、一个所有权主体构成的复合体建筑物，袭击便在几分钟内、相距仅数米的地方发生了，其后还引发了一系列军事和政治的辩论和冲突。

还有一些人认为，这起事件是由两个事件组成的。众所周知，北塔楼和南塔楼是两个分开的玻璃钢架建筑物，而且它们并不是同时遭到的袭击，楼体的倒塌也是相继发生的。目击者拍下的视频显示，当第二架飞机接近南塔楼时，北塔楼已经浓烟滚滚。这一录像再次证明：在那个令人恐怖的时刻，灾难接踵而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实，那一天还险些发生第三起袭击事件——在机上乘客的奋力抵抗下，第三架被劫持的飞机在未抵达目标华盛顿五角大楼之前便坠毁了。这件事情令人们对另一种可能性浮想联翩：要是世贸中心的两个塔楼也能免遭袭击该多好啊！据此，人们辩称，由于每个“可能”的世界中只能有一起事件发生，因此在我们“现实”的世界中，那天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肯定是由两件组成的，这个数字就像“1+1=2”那样，毋庸置疑。

在如此重大的“9·11”事件面前，整个讨论似乎显得有些苍白，甚至让人觉得荒诞无稽，这简直就是我们常说的吹毛求疵、斤斤计较、辩论一颗大头针帽上能容下几个天使跳舞的纯“语义学”问题。是啊，别忘了，本书就是一本关于语义学的论著，不过请注意，我之所以要唤起大家对这场辩论的关注，就是因为我坚信这样一个事实：语言与我们内、外世界关系的本质就是心智幻想与现实世界的价值问题。

通常情况下，“价值”这个概念是很难被量化的，不过，针对“9·11”事件这一案例，却可以给它一个精确的价格：35亿美元。这笔巨款是用来支付世贸中心承租人拉里·西尔弗斯坦（Larry Silverstein）的保险理赔金。这个数字是经历了一系列激烈的庭审辩论才得以裁定下来的。按照保险单条款的规定，世贸中心遭受任何一次毁灭性“事件”，西尔弗斯坦都将得到一笔最高金额的赔偿。现在的问题是，假如“9·11”事件是一起事件，那他就将获得35亿美元的理赔。假如“9·11”事件包含两起事件，那他将可以获得高达70亿美元的理赔。庭审过程中，律师们就“事件”（event）一词的适用性意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唇枪舌剑。站在租赁人一边的律师采用物质术语对“事件”进行定义（两次坍塌）；站在保险公司一边的律师则利用心理术语对其进行界定（一次策划）。看到了吧，这不再是什么“纯粹”的语义学问题了吧！

由此可见，我所关注的这个话题绝不是个什么微不足道的智力游戏。很清楚，这场关涉“9·11”事件赔偿底数的辩论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要澄清那天所发生的物质事件，而是要讨论物质事件与人类行为的关系。当然，这个问题应该说一直都备受关注，举例来说，一些对“9·11”事件持各种阴谋论观点的人认为，世贸双塔很可能是美国自己用导弹或是目标管理信息系统炸毁的，也可能是美国新保守主义者、以色列间谍或某个精神科医生一手策划出来的。不过，除了这些疯子以外，绝大多数民众还是尊重事实的。那么，到底是什么造成了人们之间这种迥然不同的看法的呢？我认为这个罪魁祸首就是人们对同一事实的不同识解方式，换句话说，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人类心智到底该如何对空间上错综复杂的事件关系进行概念化的问题。正如我们在后面将要看到的那样，由于这场辩论所涉及的那些概念范畴遍布于我们大脑对现实的表征中，因此它们在语义中随处可见。

语义学是关于词语间关系作用于思想的科学，当然它也关注词语关系对人们所关心的其他问题的影响；语义学是关于词语关系作用于现实的科学，即说话者致力于共识真理的方式；语义学是说话者将自己思想物化到现实世界中的事物与情景的方式；语义学是关于词语关系作用于语言社团的科学，即一个人原创的新词是如何唤起他人心中的共鸣和理解的；语义学也是关于词语关系作用于情感的科学，即词语是如何做到不仅指称事物，而且充满感情，而这种感情又赋予词语某种魔力、禁忌和罪孽的含义的；语义学还是关于词语关系作用于社会关系的科学，即人们是如何使用语言不仅交流想法，还借此确立他们所期望的人际关系类型的。

人类心智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利用具体场景解读概念，即使对那些最抽象的概念进行解读也是如此。我将在本书中反复重申这个特征，因为它恰恰与本书的主题是相辅相成的。作为引言，我将从报刊和互联网上选取一些只有透过语义学视角才能弄清楚的语言片段，以此帮助读者预览一下本书将要探讨的部分主题内容。这些语言片段均源自与人类语言相关的世界——思想、现实、语言社团、情感以及社会关系。

思想是思想，语言是语言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语义学史上那次最昂贵的庭审——由“事件”含义所引发的价值35亿美元的辩论。到底怎样才能算作是“一起”事件呢？一起事件其实是一个时间段，根据物理学家的观点，时间是一种连续变量——它是牛顿世界中的一次不可阻挡的宇宙流，是爱因斯坦世界中一个无缝多维空间的第四维，然而人类心智却将时间这个构造雕刻进那些被我们称为“事件”的离散样本中。既然是雕刻进去的，那么我们的心智把这个时间与事件的切口放在了哪里呢？有时，正如世贸中心租赁人的辩护律师们所说的，这个切口就环绕在一个物体发生状态改变的地方，比如，一个建筑物的坍塌；有时，又如保险公司的辩护律师所说的，它就环绕在人类行动者的目标之处，比如，一个正在实施中的阴谋。多数时候，这两种情况的切口是相互吻合的：行动者意欲一场变化的发生，行动者的意图和事物的命运沿着一条时间直线同向而行，事物变化发生的时刻也就是行动者意图实现的瞬间。

不仅语言如此搬口弄舌，就连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概念内容也总是搬弄是非（我将在第1章和第2章中对此进行详细讨论）。概念内容所呈现的是一个数值型的、单词大小的单元（例如，事件）所构成的模拟现实。不仅如此，概念内容还能按照句法结构关系把这些数值型单元有机地组合在一起，而不是像把破布胡乱地扔在袋子里那样随意地堆砌它们。概念内容对我们理解“9·11”事件是至关重要的。举例来说，不仅本·拉登采取的行动伤害了美国——世贸中心在那个时段被毁，而且是本·拉登所采取的那场行动直接“造成了”这场破坏。这是一个特定人的阴谋与一个特定事物改变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正是这个因果关系把人们对“9·11”事件的主流理解同阴谋论者的观点区分开来。语言学家把这些相关概念及它们的组合方案称为“概念语义学”。概念语义学，即思想的语言，必须与语言本身加以区分，否则，我们将无法讨论词语的内涵。

同一起事件的不同解读方式竟然引起了一场如此昂贵的法庭官司，这个事实提醒人们，现实的本来面目与它在人们头脑中的表征并不总是一一对应的。思想的语言赋予了我们用不同或完全对立的方式“框架”（frame）同一个情景的能力。9月11日早上在纽约上演的那场历史悲剧，到底应该看成是一起事件还是两起事件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心智对它的描述，而这种心理描述又取决于我们对应该专注什么或应该忽略什么的选择。人们采用不同的方式框架事件不只是为了法庭辩诉，事实上，它也是人类用以丰富自己精神生活的重要手段。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它为人类的科学发明与文学创作，为幽默与文字游戏，为社会生活的剧本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素材。它也曾为人类无数的辩论竞技场搭建过舞台：干细胞研究毁灭的到底是一个细胞团还是一个早期人类胚胎？美国军事入侵伊拉克的行径到底是侵略还是解放？堕胎到底是结束妊娠还是杀婴？高税率到底是财富的重新分配还是个人收入的充公？公费医疗制度到底是用来保护公民健康还是用来扩大政府权力？在所有这些辩论中，两种不同框架方法明争暗斗，辩论双方都拼命想证明自己所采取的框架方法更加顺理成章（我将在第4章讨论关于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在过去的十余年间，一些著名的语言学家一直给民主党建言献策，例如，共和党如何在近期的大选中过度夸大了自己的形象，民主党应该如何通过重新框架概念（比如，将“税收”重新定义为“会员费”，将“激进法官”定义为“自由法官”等）以及在政治辩论中重获对语义学这门学问的控制权等。

此外，关于“9·11”事件赔偿底数的辩论还突出了思想语言另一个有趣的特征。我们的大脑在思考如何计算那天发生的事件时，要求我们把那天的事件当成是能够被统计的东西，就像处理一堆扑克筹码那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天纽约发生的事件到底是一起还是两起的问题，就与我们在收银台结账时，我们所购买的那些商品到底是按一项记账还是按两项记账是一样的。比如，从装着4个黄油棒的盒子里取出两个黄油棒，这种以模棱两可的计数方法来同等地处理事件和物品的方法，只是人类心智在对时空概念进行等效处理时所采用的众多方法中的一种，当然，在爱因斯坦提出等效原理之前，情况便是如此了。

在第3章中我们将会看到，人类大脑把物质划分为离散性物质（例如，香肠）和连续性物质（例如，肉类），把时间划分为离散性事件（例如，过马路）和持续性活动（例如，漫步）。在时空范围内，前面提到的那个用于统计物质或事件的大脑变焦镜头还可以让我们放大焦距以便更加接近这些物质或事件的内部成分。在空间上，我们的大脑可以聚焦于构成一个物质的原材料（例如，当人们说“香肠弄脏了我的衬衫”）；在时间上，我们的大脑可以聚焦于构成一起事件的活动（例如，当人们说“她正在横穿那条街道”）。这个认知镜头还可以让我们变焦空间，进而看到作为一个整体的物质集合（就像区分卵石和沙砾之间的不同），它也可以让我们变焦时间，进而看到作为一个连续体的事件集合（比如，“钉钉子”和“连续敲打钉子”的差异）。在时间里，就像在空间里那样，心智把一个心理实体先安置在某个位置上，然后再将其分流开来：就像我们可以把一辆停放在街区一端的车辆开到另一端那样，我们也可以把会议从3点推迟到4点。说起“端点”（end），就连大脑认知结构中的一些非常微小的端点都是从空间到时间延期呈现的。“一根绳头”，从技术上来说，指的是一个端点。然而，我们却可以说“赫伯切断了绳头”。这说明，这根绳头被识解为临近端点的“一小段绳子”。时间的概念也是这样的：“演讲结束”在技术上指的是一个“瞬间”，但是我们可以说“我马上就要给我的演讲画上个句号了”，这说明一个事件的节点指的也同样包括了即将结束的那一瞬间在内的一小段时间，而不是一个时间点。

正如我们将要在后面看到的，语言中充满了各种诸如“事件是物体”和“时间是空间”等深藏不露的隐喻。事实上，空间不仅是识解时间的概念工具，它还可以用来解释多种状态和情形。正如一次会议可以从3点推迟到4点那样，交通灯可以由绿变红，一个人可以从烙牛肉饼起家到开一家大公司，经济可以从蒸蒸日上到每况愈下。隐喻在语言中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我们很难找到一个不含隐喻的抽象表达式。那么，语言的具体性与人的思想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它是否意味着，即使那些最微不足道的概念在我们的头脑中也要被表征成在某个心理阶段反复思考的复杂事件呢？是不是可以说，关于世界对立的主张根本就不存在对与错的问题，而只不过是人们对同一情景的框架所采用的隐喻不同而已呢？关于这些问题我将留在第4章中为您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