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高潮 人生“炼狱”

第五章 创建红七军和红八军

1928年夏天，中国共产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中共六大路线，中共中央于1929年7月决定派邓小平为中央代表，化名邓斌，经中国香港、越南，前往广西，与张云逸等共产党人一起，领导广西党组织和各族人民群众，发动武装起义，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当时，广西的军政大权为地方实力派俞作柏和李明瑞所掌握。1929年6月，蒋介石在打败桂系军阀之后，任命原桂系将领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为广西编遣特派员（后改为第四编遣分区主任）。俞作柏和李明瑞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以后也一直与中共保持着一定的联系。

1929年7月，俞作柏、李明瑞酝酿反对蒋介石。他们要求中共派干部到广西的军政机关工作。中共中央早已有利用蒋介石与桂系矛盾发展广西革命工作的计划，遂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先后从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选派了大批干部，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广西的政府机关和军队，开展工作。

邓小平就在这时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广西与俞作柏、李明瑞接洽，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同时，领导广西中共组织的全盘工作，准备发动武装起义。这是邓小平首次独当一面、独立地领导一个大的战略区域全盘工作的开始。

邓小平接受中共中央交给的任务以后，由龚饮冰陪同，从上海到香港，听取了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聂荣臻对广西情况的介绍（当时中共广西组织属于中共广东省委领导），然后到达南宁。当时，中共虽然可以在南宁半公开活动，但中共组织是秘密的，中共党员之间只能单线联系。邓小平中央代表的身份，党内只有少数干部知道，邓小平对中共组织作出的指示，是通过陈豪人等同志去传达的，其他党员干部受陈豪人的单线领导。

在邓小平到达南宁的前后，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派遣的其他干部也先后进入广西。经俞作柏、李明瑞同意，他们根据中共组织的安排，到广西的军政机关任职。这批共产党人以公开的身份，帮助俞作柏、李明瑞工作，以秘密的身份，从事中共组织交给的工作。张云逸担任了广西教导总队副主任兼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俞作豫担任了警备第五大队大队长，陈豪人担任广西省政府机要秘书，龚鹤村担任了南宁市警察局局长，袁任远等人或担任教导总队的教官，或在军队中任基层军官。

邓小平到南宁后，在中共广西组织帮助下，积极开展对俞作柏、李明瑞的工作，收到很好效果，为开展广西革命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当他得知广西监狱中还关押着一批四一二政变后逮捕的中共干部时，即通过关系向俞作柏、李明瑞提议，释放这批干部并加以任用。俞作柏表示同意，下令将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统统释放，并让他们到政府机关中任职。这对广西中共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邓小平还提议，清除各级国民党党部中的蒋介石势力和桂系势力，换上拥护广西新政府的人。俞作柏即以省政府主席的名义，通令解散国民党各级党部，并对其中的“清党委员”和其他反动分子加以逮捕，此举沉重打击了广西的反动势力。

经过中共方面的推荐，俞作柏、李明瑞还任用了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担任县长、公安局局长或省政府的科长等职务。在邓小平和中共组织的推动下，俞作柏、李明瑞开放了工农运动，支持恢复工会，成立农会，武装左江、右江的农民自卫军，并且还给韦拔群的东凤农军发了100多支步枪，组成一营农军，在南宁进行训练。中共组织也可以以公开和半公开的方式，在广西得到恢复和发展。

邓小平在工作中，极为重视掌握武装力量。他把掌握和建立革命武装力量，作为在广西准备武装起义、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一个关键问题，要求一定要抓紧抓好，多次指示张云逸、俞作豫在教导总队、警备第四大队和第五大队中，抓紧开展党的工作，彻底改造部队，把这几支部队牢牢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

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在教导总队的力量，邓小平把中央和广东省委派来的干部中的大部分，分配到了教导总队。张云逸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将三个营的营长都换成了中共派去的干部，九个连的干部都换成了共产党员。同时，在各个连队建立起中共的秘密组织，大力发展共产党员，两个多月内吸收了300多名学员入党，把教导总队切实掌握到了中共的手中。

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是由共产党人张云逸任大队长，但其原来的成分却极为庞杂。邓小平指示张云逸等同志：改造这支队伍一定要彻底，先发动群众撤换营连干部，建立和发展党组织，再改造部队的成分。张云逸遂从教导总队选调了100多名党员和干部，分别到警备第四大队担任营、连、排干部，在连队建立了中共秘密组织，并从社会上招收基本政治素质较好的工人、农民和进步学生1000多人充实部队，对一些成分不好、表现差的官兵，或调去教导总队学习，或调到别的部队中去。经过对警备第四大队这一番脱胎换骨的彻底改造，使部队的面貌和性质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成为中共掌握下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共产党员俞作豫担任大队长的警备第五大队，虽然也根据邓小平彻底改造部队的指示做了一定的工作，但由于俞作豫早年曾在该部任过职，对旧部属没有下决心撤换，改造部队的工作做得不够彻底。

1929年六七月间，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在上海举行。会议检查总结了六大以来的工作，确定继续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扩大苏区，建立红军，纠正非无产阶级意识，加强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等项任务。为了全面传达贯彻中共六大和六届二中全会精神，邓小平指示中共广西组织于9月10日至14日，在南宁市津头村秘密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根据中共六大和六届二中全会精神，认真总结了广西革命斗争中的经验教训，确定了新形势下广西党的政治任务和斗争策略，选举产生了广西省党的新的领导机构——中共广西特委，通过了《广西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等文件，提出了“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武装”、“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等任务。这时，广西全省已健全的县委和特别支部有九个，正在恢复和健全的县委有五个。在南宁市已建立了轮船、汽车、机关等10个支部。全省共有共产党员420人，共青团员130人。广西全省的革命形势正在稳步地向前发展。

不久，广西政局发生急剧变化。9月底，俞作柏、李明瑞在南宁通电反对蒋介石，10月1日，俞、李在南宁召开大会，誓师反蒋，宣布由俞作柏任讨蒋南路军总司令，李明瑞任副总司令，出发讨蒋。10月初，俞作柏、李明瑞因部下叛变而失败。俞作柏出走香港，李明瑞率警备第五大队撤往左江的九龙。

在此情况下，邓小平和广西特委即率领由中共掌握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等武装将近2000余人，由南宁撤向右江，同右江工农运动结合，准备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在到达百色、恩隆（今田东县）地区后，根据邓小平关于智取与强攻并用的主张，部队于10月28日解除了驻在这个地区的警备第三大队的武装，共俘敌1000多人，缴枪700多支。接着收缴了右江各县民团的武器，迅速控制了右江各县。

百色起义序幕就此拉开！

11月初，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请示行动方针的龚饮冰来到百色，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同意在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指示精神。中央批准建立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统一对中共组织和红军的指挥。前敌委员会共由七人组成，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三人为常委，邓小平为书记。中央还颁发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的番号，任命了两军的领导干部。

起义前夕，邓小平召开前委会议，对起义工作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会议决定：

1. 按红军建制改编部队为三个纵队。

2. 拟定政纲，印刷宣传品，向群众开展宣传。

3. 掌握动态，控制局势。

4. 决定在广州起义两周年即12月11日举行百色起义。

会后，龚饮冰被派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起义的行动计划。

这时，中央电召邓小平回上海。邓小平在布置了右江地区的起义工作后，于11月上旬启程去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途中先到龙州，又布置了左江地区的起义工作。

经过邓小平的细致工作，李明瑞毅然同意参加起义，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12月上旬，邓小平离开龙州，中旬到达香港，参加了中央军委召开的“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并作了“补充报告”。邓小平着重讲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百色起义问题。邓小平指出：“到南宁以后，我们就决定，在短时间要将我们已有工作的部队发动游击战争……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南宁（暴）动，是因为我们的力量还未准备好，且群众还没有动起来……关于暴动的问题，我们很久就注意到了，但是得到中央的指示以后使我们更坚决，不过必（须）要有准备地工作，因此时间上并不能机械地确定，直到以后军队中我们已有强固的组织，才决定广暴纪念日动（即在广州暴动纪念日举行百色武装暴动——引者注）。”

二、关于龙州起义问题。邓小平指出：“这次我来经过龙州驻了两天，会着△△△等二十余位同志。经我告诉他们发动的策略以后，他们都表示接受，已准备发动。并已共同议定发动前的准备以及发动后的工作计划大纲，内容大致与右江相同。主要的发动群众斗争，与解决动摇不坚决的旧军官。”

三、关于百色、龙州起义后的发展方向问题。邓小平指出：“发展的方向是左右江取得联系，以推向湘粤边发展，以造成与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会合的前途。”

1929年12月11日，按照预定的计划，在邓小平、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等共产党人领导下，由中国共产党掌握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和右江农民，于百色正式宣布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兼红七军政治委员。红七军下辖三个纵队，共2800余人。

接着，在恩隆县（今田东县）平马镇召开了右江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成立了右江苏维埃政府，雷经天任主席。此后，右江地区很快开始分配土地，陆续建立了百色、恩隆、隆安、东兰、凤山等十几个县的苏维埃政权，各县农军则改编为赤卫军。经过这些工作，右江革命根据地初步建成。

百色起义，由于有中共中央的具体指导，有中央代表邓小平和一大批赴广西的共产党人的周密部署，有当地中共组织建立的良好基础，并掌握了相当一部分正规武装力量，同时还有广西各族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因此，迅速取得了胜利。

1930年2月，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等又领导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举行龙州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任政治委员，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随后，成立了左江革命委员会。左江革命根据地开始建立。

右江革命根据地和左江革命根据地，被合称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1930年初，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成功，建立红七军、红八军，使中国南方的上空响起了阵阵革命惊雷。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成为红旗飘扬的红色区域。

不久，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部决定，集中红军第七、第八两军主力攻打南宁。由上海刚刚回到龙州的邓小平得悉这一情况后，决定停止进攻。红七军未来得及停止进攻，以致连遭失利，被迫退出右江沿岸各城镇，向右江革命根据地中心地区东兰、凤山地区转移。这时，红八军也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大部分遭到损失，一部分转移到右江，编入了红七军。

红七军于2月中旬退到东兰、凤山地区后，为避开国民党军队进攻和解决给养问题，军部率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离开右江根据地向东游击，留第三纵队在东兰、凤山地区坚持斗争。4月，红七军主力经河池、思恩、宜北（思恩、宜北两县今合并为环江），进至黔桂边境，4月底攻占贵州南部的榕江县城，毙伤俘敌500余人，缴获一些武器装备，筹得了一批经费。

5月初，红七军主力因面临桂系和黔系敌军夹击的不利形势，即向右江回师。

在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期间，留在内线坚持斗争的第三纵队和赤卫军，在韦拔群领导下，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使右江革命根据地得到部分恢复。

5月中旬，李明瑞、张云逸率红七军主力从贵州回到河池。邓小平立即赶到河池与他们会面。接着，邓小平召开党员大会，传达中央指示，讨论今后行动问题。会议决定，红七军回师右江一个时期，深入开展右江土地革命及发展、改造红军，总的方向还是迅速向外发展。红七军回师右江后，收复了百色和右江沿岸各县。

此后，红七军在恩隆、奉议、思林、果化一带开展土地革命，整训巩固部队，扩大红军，进行根据地的建设。7月下旬，红七军集中平马，在邓小平和前委领导下，进行了三个月的整训。整训以后，部队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都大为提高，增加了兵员，扩建了第四纵队，全军兵强马壮，达到8000多人。

这时，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以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部长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占据统治地位。李立三于6月11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对中国革命的形势、性质和任务等问题提出了一整套的错误主张。

根据对于中国革命形势和红军力量的脱离实际的错误估计，李立三等人又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不切实际地幻想能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10月，贯彻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中央代表来到广西，在前委会议上传达《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并指令红七军立即出动，离开根据地，打下柳州、桂林、广州等大中城市，完成中国南方的革命任务。尽管1930年9月下旬，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已经被纠正，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亦被停止，但由于路途遥远、通讯不畅等原因，广西的中共组织并不知道。

邓小平等同志在会上，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认为红七军要打下这些城市是没有把握的，提出了不同意见。但与会的多数人主张服从中央代表的指示。邓小平只得随军行动。红七军出征后，虽然广大指战员在作战中英勇顽强，前仆后继，但仍然屡遭失利，部队受到很大损失。

1931年1月2日，当红七军进占全州时，邓小平召开了前委会议。

在会上，邓小平提出：

1. 部队在全州休整三天；

2. 改变硬打攻坚战略；

3. 改变单纯军事行动为沿途发动群众。

前委经过讨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决定放弃攻打大城市的计划，改变硬打攻坚战略，向湘粤赣边界一带进军，到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师。

会后，贯彻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中央代表，以向中央汇报工作的名义，离开部队。

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前委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兵力不足4000人。遂按照前委会议精神，向中央革命根据地方向进军。1931年2月，红七军占领江西崇义县城，并与中共赣南行动委员会（即赣南特委）接上了联系。邓小平把红七军在崇义的工作安排好以后，前委决定派邓小平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随后，邓小平前往上海。

红七军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尔后，被编入了红三军团。

红七军的干部和战士，由于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在战火中进步很快，表现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和娴熟的军事技能，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作出重要贡献。其中的许多同志在战斗中英勇牺牲，部分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逐渐锻炼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

第六章 坚决纠正“左”倾错误

1931年2月，邓小平从日夜征战的南方沙场回到上海，准备向中共中央汇报发动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创建红七军、红八军，创建左江、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他根据中共组织的安排，住进了上海老惠中旅馆的一个小房间，撰写了《七军工作报告》，详细汇报了红七军的情况，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

《七军工作报告》长达16700多字，全面总结了广西工作的成功经验和沉重教训。邓小平指出：“如果不注意用正确路线来发动群众，群众的情绪是不能保持下去且易走上失败情绪去的。”

在此期间，邓小平的弟弟邓垦在上海找到了多年未见到的哥哥。

对此，邓小平的弟弟邓垦一直到晚年印象仍然十分深刻。邓垦回忆说：

“后来我到上海去求学。临走的时候我父亲要求我，说你到上海去找找你哥哥。我到了上海就找吧。那儿情况很不熟悉，语言也不通，熟人也不多，找来找去没着落，结果我到当时的《时事新报》登了个寻人启事，就讲：邓希贤兄，我现在已到了上海，住到什么地方，希望你见报以后来找我。”

“因为那时候，国民党特务用这种方法抓人的也有，登报用亲戚名义，结果你去找会碰到特务。后来据他们讲，他们化装了之后，到我登报的那地方来了解，看有没有几个四川人在那里读书，其中有没有一个叫邓先修。”

“有一天下午，我们四个青年人，都是四川我们的同乡、同学，正在一个小房子里聊天，突然之间进来一个人敲门，就问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个邓先修？当时我想，我在上海没有熟人啊，怎么会有人找我，一下子想到了我登的报，一看这个面孔还有印象，因为他走的时候我只有七八岁，隔了13年了，变化很大，还有点印象。我就看出来了，我说我就是邓先修。”

“他说：好、好、好，你登了个报，我们知道了。你收拾、收拾跟我走，马上跟我走。之后他简单地问了一下家庭情况，那时候我母亲已经去世了，我父亲还在。简单地说明一下，我这次到上海来，是来求学的。他说：不要多说了，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现在你赶快回去，立刻搬家，越快越好，不仅你自己要搬，而且你那三个同学都要搬，全部离开这个地方。”

1992年弟弟邓垦来到北京看望哥哥邓小平时，邓家人自己拍摄的录像资料，清晰地记录了两位老人在家中回忆1931年邓垦到上海寻找哥哥的那段往事：

邓小平夫人卓琳：你到法国的时候，他还记得你，他那时候还很小。

邓小平妹妹：你到法国的时候，二哥还很小，他还记得。

邓小平：我到重庆的时候，你那时候七岁。

邓小平弟弟邓垦：你离开家的时候我七岁，正式走（去法国）的时候我九岁了。

邓小平：就有点印象。

邓小平女儿邓榕：二叔，你长得越来越像爸爸。二叔越来越像你，你们两个越来越像。原来年轻的时候不像，现在越长两个人越像。

邓小平儿子邓朴方：后来二叔你什么时候，十几年后又见到老爷子了？

邓垦：大概已经隔了13年了。

邓小平女儿邓榕：那时候你是够可以的！那时候政治上不得意，生活上自己夫人又去世，孩子又死了，那时候你很惨啊，很可怜啊。

邓小平：真正见面是（19）31年。

邓垦：（19）31年，大概是5月份。

邓小平：在旅馆。

邓垦：你不是到我住的那个房子去找我，我登报找的你。那个时候很荒唐。

卓琳：他登报找你。

在1931年5月2日的《时事新报》上，仍然可以找到邓小平弟弟邓垦刊登的那则“寻人启事”，只有短短的两行字，让哥哥见报后，速到萨坡赛路和辣斐德路口的普庆里见面。

邓小平的弟弟邓垦还有一次回忆说：没隔多久，小平同志从广西回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他的朋友就告诉他，你有一个弟弟登报找你，不知道是真是假。因为那个时候国民党特务用这种方法来抓人，很多的，不知道是不是国民党的阴谋，搞不清。他回来以后，商量一阵之后，就分析，分析我们家里情况，分析我的年龄，估计有可能是我自己。地下党有一套了解情况的方法，就派了一些人，化了装，去打听，去问。经过几番打听之后，确定了是我，后来他自己就来了。

普庆里，坐落在现在的上海淡水路与复兴中路中间，也就是当年报上所说的萨坡赛路和辣斐德路的中间。那时邓垦等人就是在这里的石库门房子里租了一个亭子间。

邓垦回忆说：那个时候，上海很普通的知识分子，一般市民，都喜欢穿个长袍，布的，戴个礼帽，穿着皮鞋，穿着西装裤子，那种装束很多，他也就是那么一个装束。他敲了门之后就问：有没有个邓先修？我马上就认出来了。他走十多年了，1920年分手到（19）31年，11年。我也从七八岁，长到19岁、20岁了，他那个时候二十好几岁了，总还有点印象，一看，看来就是我哥哥来了。他没多说话，人很多，他没有多说话，说你跟我一起走，我就跟他一起走。

这次邓小平兄弟的见面是短暂的。很快，邓小平离开上海前往江西。

谁也没有想到，18年后，正是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与刘伯承、陈毅、粟裕等一起，指挥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解放了上海。

1931年夏天，邓小平被中共中央派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

中央革命根据地主要由赣南、闽西等革命根据地组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面积最大的一块革命根据地。

20世纪30年代初期，经常有从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被派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的干部和共产党员，为此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建立了一条上海——江西的秘密交通线。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1928年11月24日的决定而建立的中央特别委员会，通常简称“中央特科”，主要担负以下特别任务：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开辟从中共中央到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以加强与各革命根据地的联系；打入国民党特工部门掌握其主要动向；惩治和打击对革命事业危害特别严重的特务、叛徒；及时营救被国民党特工部门逮捕的同志；配合中国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31年7月中旬，邓小平接到中共中央关于派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通知后，遂由“中央特科”安排，与女共产党员金维映同行，一起前往江西。

金维映是浙江舟山人，1904年生，在中学时代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从事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上海丝织业工会中共党团书记、上海工会联合会行动委员会负责人等职务。她工作负责，为人热情，同志们亲切地称呼她为“阿金”。他们从上海乘轮船出发，首先到达广东汕头，然后由汕头的地下交通站派一位交通员带路，从广东经福建到江西，顺利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

一路同行，使邓小平和金维映这两个青年人进一步加深了相互了解；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使两个人逐步建立了革命感情。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邓小平和金维映结为夫妻。

1931年8月，邓小平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时候，毛泽东、朱德正在指挥红一方面军向第三次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围剿”的国民党军队进行猛烈反击。红军连战皆捷，愈战愈勇；国民党军队连遭败绩，中央革命根据地形势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兴旺景象。

邓小平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不久，担任了中共瑞金县委书记。瑞金位于江西省南部，坐落在江西、福建、广东三省的交界地区，历史上有“豫章屏障，百越门户”之称，全县面积2448平方公里，据历史文献《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记载，1932年5月瑞金县的人口为24万人。从自然环境看，瑞金处于风景如画的武夷山脉南段西麓，辖区内群山环抱，层峦叠翠，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因此民谣有“绵江（瑞金境内的主要河流之一）两岸是块洲，三年两不收，还有余粮下赣州”之说。

瑞金在汉代至唐代，属于于都县的象湖镇所辖，因产金子（可能是发源于山间流经瑞金的几条河流中有从山上金矿石中冲刷下来的金粒）而设置淘金场，公元904年即唐天祐元年吴王杨行密以淘金场置瑞金监，其意出“掘地得金，金为瑞”，故名之为“瑞金”。从此，“瑞金”之名开始问世。公元953年升瑞金监为瑞金县，后瑞金县治代代沿袭，直到近现代。

瑞金自古交通闭塞，信息不畅，劳动人民深受封建统治阶级压迫之苦。近现代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风暴冲击下，瑞金人民迸发出烈火一般的革命激情，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斗争高潮。随着毛泽东领导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瑞金逐渐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

革命道路不是平坦笔直的。20世纪30年代初期，由于党内错误的“肃反”——肃清“AB团”运动和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给瑞金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导致了瑞金革命形势的严重危机。

“AB团”是1926年冬北伐军攻克南昌后，蒋介石指使陈果夫授意段锡朋、程天放等人在南昌成立的反革命组织。“AB”是英文“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其目的是为了反对共产党、夺取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占优势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领导权。1927年4月2日，共产党领导南昌的群众给予严重打击，该反革命组织即行解体。从此，在中国并无“AB团”的活动。但是，从1929年开始，反“AB团”运动却在部分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中逐渐展开。这场无中生有的“斗争”，是主观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严重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1930年8月，赣西南特委委派一位特委特派员带一个特务连到瑞金抓“AB团”。特委特派员进驻瑞金后，迅即召开有中共瑞金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宣读赣西南特委关于“肃反”的有关文件，宣布成立以特委特派员为首的瑞金县“肃反委员会”，开展反“AB团”的工作。

“肃反委员会”开始工作后，把一个被瑞金县革命群众抓获、已经在押的反动地主武装石城县靖卫团团长的联络员作为打开瑞金县“AB团”组织的“突破口”，进行严刑逼供、诱供。一个地主武装的团丁，哪里知道什么“AB团”，只好按照“肃反委员会”审问人员的诱导，胡咬乱供。

这个团丁首先供出的是一位名叫杨丽春的少先队员。因为他在瑞金县城双清桥被抓获时，是杨丽春负责将他押送到瑞金县苏维埃政府的。一路上多次听到别的少先队员叫杨丽春的名字，便记住了。于是，特委特派员便认定杨丽春是“AB团”分子，用刑逼其供出同伙。在严刑下，杨丽春也只好胡乱招供。

这样，依靠逼、供、信开路，张三供李四，李四供王五，供了同级供上级，供了上级供下级，很快便有党员、干部、革命群众30多人被作为“AB团”分子关押起来，其中有县工人纠察队队长等人。一个月后，28名被定为“AB团”分子的同志，惨遭杀害。就在这场无中生有、乱打乱杀的肃清“AB团”运动愈演愈烈之际，11月3日，因反动地主武装攻占瑞金县城，瑞金县委、瑞金县苏维埃政府撤离县城，特委特派员急忙率特务连离开瑞金，这场乱肃“AB团”的灾难才算结束。

然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几个月后，一场比肃“AB团”更为猛烈的肃“社会民主党”运动又波及了瑞金。实际上，在中国近现代的政党史上，从来没有过建立“社会民主党”的记载。也就是说，“社会民主党”在中国从未建立过，根本就不存在。1931年初，在闽西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的大会上，有战士误喊“社会民主党万岁”等口号，造成了在闽西有反革命组织“社会民主党”存在的说法和不良后果。

本来，此事不难澄清。红军战士绝大多数来自青年农民，没有文化，更缺乏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知识，难以区分清楚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的本质区别，也不知道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先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左派领袖，以后又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人物的历史发展过程。只要让红军中的政治机关多向红军指战员进行一些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和现状的教育，即可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但是，有关方面没有这样做，而是把这一事件作为严重的政治问题来对待。中共福建省委和闽西苏区的领导人认为，从这一事件可以证明，在苏区内部存在一个“社会民主党”的反革命派别。2月21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出第20号《通告》，指示闽西各级苏维埃政府及肃反委员会，要“在整个反动政党——国际社会民主党没有全盘破获以前，各级政府应集中火力进行这一肃反工作”。

于是，在闽西苏区掀起了大规模的“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1931年3月，中共闽粤赣边特委（后改为中共闽粤赣临时省委）派李添富到瑞金，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李添富到瑞金上任后，把肃清“社会民主党”作为头等大事来抓。首先改组、充实了瑞金县肃反委员会，并亲自担任肃反委员会主任。随后，召开有全县各区党、团书记以上干部和驻瑞金的红三十五军连以上政治委员参加的联席会议，部署肃清瑞金的“社会民主党”运动。会议期间，李添富不调查，不研究，不听取瑞金广大干部的意见，极为主观武断地认定瑞金有“社会民主党”组织。

一天晚上，李添富毫无根据地宣布原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邓希平、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杨舒翘是瑞金“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予以逮捕关押，弄得瑞金县的干部、党员、群众人人自危。李添富将肃反委员会凌驾于县委、县苏维埃政府之上，对出身不好的党员、干部，有文化的党员、干部或对他的做法持怀疑态度的党员、干部，一概诬为“社会民主党分子”，随意逮捕。

据收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的革命历史文献《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续二）》披露：审讯“犯人”时，采用“所谓软硬并施办法，软要诚恳，硬要庄严。所谓诚恳者，就是用言语骗出犯人口供，如果此方法行不通，即开始用硬的方法，亦有先硬后软的，而不是固守不变的。所谓硬的方法，通常捆着双手吊起，人身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或洋油烧身，甚至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内……刑法种类，无奇不有，有所谓炸刑，打地雷公，坐轿子，坐飞机，坐快活椅子，虾蟆喝水，猴子牵缰，用枪通条烧红捅肛门等”。

用这些令人发指的方法刑讯逼供，李添富硬是在没有“社会民主党”的瑞金，捏造出了一批又一批的“社会民主党”分子。1931年7月，原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邓希平、瑞金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杨舒翘被强加上“社会民主党的瑞金首领”的罪名，惨遭杀害。接着，县苏维埃政府委员谢存信、谢在储、肖豹山先后被杀。

据不完全统计，仅壬田区被杀害的区、乡干部就有100多名，其他被杀害的重要干部也有108名。壬田区苏维埃政府原有干部50多名，经过肃“社会民主党”之后，只剩下三名干部。据全国解放后统计，当时瑞金全县以“社会民主党分子”罪名被杀害的共有435人，其中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部长以上的领导干部28人；区委、区苏维埃政府和乡一级的领导干部77人，县、区、乡、村一般干部273人。

这是一个多么令人痛心的数字呵！这些优秀的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没有死在对敌斗争的武装暴动中，没有死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也没有死在枪林弹雨的冲锋陷阵中，却死在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制造的冤、假、错案中。这种沉痛的历史教训，怎能不令人扼腕叹息啊！

“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滥杀无辜，给瑞金的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危害之烈，莫此为甚。在革命历史文献《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续二）》中，有这样的记述：“所以彼时的党团员如果没有上级来人参加，都不敢开会。”凡肃反不坚决的，都“有被扣留的可能，以致造成一切机关革命团体都自由拘留审讯、处决反革命分子，来表示自己忠实于革命，当时造成一种不能相信任何人及谁不能担保谁的倾向”。

在李添富主持的瑞金县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搞了两个月之后，不用国民党军队进攻，瑞金的县、区两级党政机构已经全被搞垮了。1931年8月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巡视员霍步青在瑞金实地调查了解了肃“社会民主党”造成的恶果后，心情极为沉重地向中央写了《三次战争形势及瑞金党的状况》（全文载《江西党史资料》第19辑）的报告。

霍步青在报告中指出：“瑞金现已全县（除少部分）都成赤色区，但目前党及政权因打社会民主党打垮了，整个党团六百余人现究竟剩下几多人不是，简直不能考查出。现在只有县委三四人（？），区委支部小组都没有了，这样的赤色不是亲在此间看见，说来也不会使人相信的。”“左”倾错误也会断送革命事业，从瑞金肃“社会民主党”的情况可见一斑。

邓小平就是在这种特殊的情况和严峻的形势下，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的。1931年5月成立的中共赣东特委，负责领导宁都、瑞金、石城、广昌、宜黄、乐安、南丰等县。特委机关原来设在宁都，8月7日迁至瑞金。中共赣东特委书记谢唯俊与中共苏区中央局巡视员霍步青一起到达瑞金后，很快与刚从上海到瑞金、由中共中央派赴中央苏区工作的邓小平、金维映及余泽鸿见了面。

大家聚在一起，来不及互致问候，话题便直接转到了如何挽救瑞金的危局上。由于大家出于高度的革命责任感，为瑞金的严峻局势所震惊，在交谈中认识一致，看法一致，解决问题的意见也十分一致，遂决定推举邓小平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并先以赣东特委派往瑞金协助工作的名义进行活动。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曾经写下过这样一段感人至深的话：“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邓小平受命之际，也正是瑞金革命事业处于危急存亡之秋。

为了使瑞金形势转危为安，邓小平挺身而出，迎着风浪，开始拨乱反正。他和一些同志一起，首先深入各区、乡调查研究。在调查中发现，瑞金作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地区，本来具有雄厚的革命基础和较强的干部队伍，革命形势发展很好。

但是，自从1931年1月初在闽西革命根据地开始的错误的所谓“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波及赣南的瑞金以后，使瑞金深受其害。同年5月，掌握“肃反”大权的瑞金县委书记兼肃反委员会主席李添富召开全县党团活动分子会议，部署“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先从县、区级开始。会后，即把县苏维埃政府、县总工会80% 的干部抓了起来，严刑逼供。数日后，又把被抓人员中包括原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在内的大多数人当作“社会民主党分子”予以处决。

随后，又公然宣布解散县苏维埃政府和县总工会。后来，“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又从县级蔓延到区级、乡级。大批根本不知道“社会民主党”为何物的瑞金县、区、乡干部，冤死在这场无中生有的“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的刀下。“城市、桃阳两区干部被杀”，“全县被杀者在二三千人以上”。一时间，瑞金县冤案迭起，广大干部、群众惊恐不安，革命工作受到严重损害。

听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反映，邓小平深切认识到瑞金县问题的严重性。他决心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迅速制止这场不得人心的运动，解瑞金广大干部、群众于倒悬之中。

正确的调查研究，为解决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雷厉风行的作风，是邓小平的独特风格。为立即制止李添富在瑞金县的胡作非为、制止肃“社会民主党”运动的恶性发展，保护惨遭诬陷的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在中共赣东特委支持下，邓小平召开了全县党员活动分子会议，要求党员、干部在肃“社会民主党”运动中要以事实为依据，严格掌握政策。

9月，邓小平再次召开全县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揭露瑞金在肃“社会民主党”运动中的严重错误。同月底，在县委书记邓小平主持下，瑞金县召开了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瑞金县苏维埃政府和负责人及瑞金县出席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

会上，邓小平以中共赣东特委的名义，宣布拘捕李添富，撤销其中共瑞金县委书记、县肃反委员会主任职务；拘捕谢在权，撤销其瑞金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选举黄正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接着，大会对李添富、谢在权进行了公开审判，决定对二人予以枪决。同时，邓小平宣布：第一，立即停止杀人。第二，已被供出名字被怀疑是“社会民主党分子”的一律不抓。第三，已被关押在狱的，凡是贫农、中农，一律先放掉，让他们回原地继续参加革命斗争；凡是地主、富农，能罚钱的罚钱，然后放掉，罚不到钱的取保释放。

邓小平的这一有力举措，制止了肃“社会民主党”运动的蔓延，使300多名被关押者免遭斧钺之灾。邓小平在果断纠正肃“社会民主党”运动错误这一非常敏感的问题时，是冒着极大风险的。但他不计个人得失，不随波逐流，以革命大局为重，坚持实事求是，在短时间内使瑞金局势转危为安。

经过邓小平和中共赣东特委卓有成效的努力工作，瑞金为期四个多月的乱肃“社会民主党”运动得以结束，全县局势迅速好转。1932年4月6日《红色中华》第16期刊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检查瑞金工作后的决议》中指出：“在肃反问题上，一般说，对于过去的错误，如随意捕人偏信口供使用肉刑等，已有大的转变……革命秩序相当建立。”

瑞金局势稳定后，邓小平开始认真整顿区、乡两级苏维埃政权。全县各区、乡先后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了新的苏维埃政府领导机构。在普遍整顿的基础上，将大批与群众联系密切的本地干部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担任瑞金县苏维埃政府妇女委员会主任的罗志才，是童养媳出身，乱肃“社会民主党”时，差点被杀头，是邓小平把她从李添富的刀下救了出来。

罗志才后来曾满怀深情地回忆道：“邓小平同志任职后，很关心干部队伍的成长。他经常指导我的工作。因为我没有文化，是他教我怎样去开好干部会议。有一次，我召开全县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会议，各区的妇女指导员（均为该会委员）都参加。会前，他教我怎样开好这次会议。会议期间，他亲自到会讲话，号召劳动妇女行动起来，团结起来，积极参加革命工作。”

“他说，男同志能办得到的事，女同志也要办到。他还教我们妇女干部如何发动群众，做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怎样组织洗衣队、担架队等组织。”“小平同志除了在会上做宣传指导外，还经常教导我要学好政治，学好军事技术，亲自教我练习马刀、手枪。我很受感动，表示一定要听邓书记的话，做好工作。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我的革命干劲更大了。”

为了培养革命事业亟需的大批干部，邓小平还在县区举办干部培训班，并亲自授课。培训班的学员后来大都成为瑞金的革命骨干。由于邓小平的努力，瑞金的苏维埃政权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在各项工作中的做法成了苏区各县的榜样。

在担任瑞金县委书记期间，邓小平十分重视妥善解决土地分配问题。他认为，毛泽东制定的“平均分配土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革命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应当积极贯彻执行。当时，“左”倾教条主义者提出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土地政策已经在苏区传达，但邓小平还是宣布必须维护原先的分田结果。对少数没有分田的地方，则发动贫苦农民迅速分配土地。同时特别强调不能侵犯中农利益，也不要过分打击富农，坚持了正确的土地分配原则。

对于在瑞金主持土地革命的这段往事，邓小平是比较自豪的。1992年的一天，邓小平在全家吃晚饭时，看到一个六岁的小孙子狼吞虎咽的吃相，不禁触景生情，感叹地回忆说：“我们在瑞金工作的时候，搞土地革命，制定分地的政策。有人说小孩子不应该分地，我就对他们讲，四川俗话说，三岁小子，吃死老子！小孩子吃得也不少呀，因此也应该分地。后来他们接受了我的意见。”

采取果断措施坚决制止错误的肃“社会民主党”运动和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改变了瑞金县被动的工作局面，使瑞金县的各项工作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第七章 “红色首都”的市委书记

1931年9月28日，毛泽东、朱德、项英、王稼祥等同志率中央革命根据地党政军的领导机关进驻瑞金县叶坪村。对于瑞金，毛泽东并不陌生。两年前毛泽东率领红四军进入瑞金境内后，人民群众奋起响应，使毛泽东为之感动，1929年4月5日红四军《前委致中央局的信》中，赞扬“瑞金群众如火如荼地起来欢迎我们，和地主斗争非常勇敢”。毛泽东还向战友们指出：“瑞金是个好地方，一定要把这块革命根据地搞好。”在此前后，毛泽东多次到过瑞金。

毛泽东等党和红军领导人这一次到瑞金后，听取了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代表中共瑞金县委所作的详细汇报。这次汇报，给毛泽东等同志留下深刻印象，也为中共苏区中央局把瑞金确定为未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红色首都奠定了基础。毛泽东等同志充分肯定了瑞金县工作的突出成绩，对瑞金县委的工作表示满意。

10月24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毛泽东等致电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指出：“红军目前急切须休息，须训练，须补充，须筹款，须布置新战场，创造根据地，又因十一月七日召开一苏大会（即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者注），中央局不能远离，遂将红军主力分布石城、长汀、于都、会昌四县工作，总部及中央局在瑞金居中指挥。除瑞金全县赤化外，石、汀、于、会四县大部尚是白色，但必是将来新战场，故四县工作还要加紧。”

以后，中共苏区中央局经过认真研究，并反复比较了邻近几个县的政治、军事、经济、地理位置和政治环境，决定把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址定在瑞金县叶坪村；同时，确定瑞金县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县叶坪村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所在地。

毛泽东等领导同志暨中共苏区中央局、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进驻瑞金后，为了庆祝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邓小平和瑞金县委在瑞金县城组织了有5万人参加的祝捷大会。当日，全城红旗如林，标语如海，欢声震天，响遏行云，整个瑞金城乡到处洋溢着热烈的革命气氛。

对此空前盛况，邓小平多年以后仍记忆犹新，几次提及。邓小平的一位女儿回忆道：“父亲说过，由于当时条件十分艰苦，没有扩音设备，因此大会分设在四五个会场。父亲是大会的主持人，他曾陪同毛泽东到各个会场讲话。”“那种庆祝胜利的场面，真是红旗标语如海，口号欢呼鼎沸，整个瑞金一片革命热情高涨”的盛况。

1931年11月初，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瑞金县叶坪村召开了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会议虽然就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展开了争论，但也基本上确定了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在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定都瑞金的事宜。

红色首都将设在瑞金的消息传开后，邓小平和瑞金县委、瑞金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欣喜异常，积极开展了迎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和定都瑞金的各项准备工作。在县委的统一组织领导下，布置大会会场，搭设大会检阅台等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为了保证大会的安全，做到万无一失，县委还在叶坪、洋溪、合龙、黄柏等乡挑选了60名优秀的赤卫队员，组成警卫队，配合红色警卫连，做好大会的保卫工作。同时组织了服务小组，以便届时为代表们送开水、做杂务。瑞金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和人民群众所做的各种卓有成效的准备工作，为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创造了条件。

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终于来到了！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县叶坪村隆重召开。来自中央革命根据地与湘赣、湘鄂赣、赣东北、湘鄂西、琼崖等革命根据地的代表和红军各军团、各军、各独立师，中华全国总工会、海员总工会以及上海、武汉秘密工会的代表共610人出席大会。

11月7日黎明，各路代表列队来到广场，瑞金、长汀的数千名群众也打着火把涌进广场。当毛泽东、朱德等健步登上检阅台时，会场上欢声雷动，红旗招展，汇成了欢乐的海洋。7时整，阅兵典礼正式开始。中央红军各军的代表，红军随营学校和警卫部队的代表，闽赣两省附近县的赤卫军和模范少先队等，排着整齐的队伍通过检阅台，向毛泽东、朱德等致敬。“红军万岁！”“苏维埃万岁！”“共产党万岁！”这些响亮而发自肺腑的口号回荡在叶坪上空。

根据大会议程：

毛泽东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作政治问题报告；

项英作劳动法草案报告；

张鼎丞作关于土地问题报告；

朱德作关于红军问题报告；

周以栗作关于经济政策问题报告；

王稼祥作关于少数民族问题报告；

邓广仁作关于工农检察处问题报告；

任弼时作关于苏维埃宪法问题报告。

大会代表经过热烈讨论，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和红军问题、工农检察处问题、少数民族问题、救济被难群众、为死难烈士立碑纪念等决议案。

大会选举毛泽东、项英、周恩来、朱德等63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大会发表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外宣言》郑重向国内外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定都瑞金。

11月20日，大会举行授旗授勋典礼。

随后，毛泽东致闭幕词。

然后，大会执行主席曾山宣布：

将瑞金县改名为瑞京市，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圆满完成了预定的任务，胜利闭幕。

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细则》、《划分行政区域暂行条例》、《婚姻条例》、《暂行税则》及《地方苏维埃政府暂行组织条例》等法令。

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

主席；

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11月25日，正式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中国工农红军，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期间，邓小平带领瑞金县委精心组织瑞金军民在叶坪村举行提灯晚会等活动，隆重庆祝大会的召开。

当年担任瑞金县合龙乡苏维埃政府财经委员的朱开铨老人回顾说：

“为了表达我们对大会召开的喜悦心情，乡政府决定用最隆重的方式来祝贺，并决定由我负责祝贺行动。一方面，我抓紧落实大会筹备处在我乡订购的各类食品。另一方面，加紧组织祝贺队，采买各种器材。在乡政府研究怎样才能把这次祝贺行为搞得有声有色、为大会增添光彩的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代表大会召开是一件大事，我们要尽自己的力量把这次祝贺行动搞好，多花一点钱没关系。

“因为代表大会是晚上开会，白天讨论，所以群众到大会去祝贺都定在晚上。针对这一情况，我特意去县城买来了很多铁丝，请了有名的扎花灯师傅来扎花灯和标语牌。此外，还从各家调了150多盏马灯。为了使祝贺队伍整齐干净，还请了十多名裁缝师傅，乡政府和保卫队的人都配了红五星和红领章。除此之外，我们还组织了铜鼓铜号队和唢呐队，并预习了几遍，直到祝贺队伍能做到整齐划一。

“11月7日，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乡的一幢大祠堂里开幕了。周围的几个乡都派了祝贺队伍前去祝贺，我也带了400人的祝贺队伍前去祝贺。祝贺的队伍一进入会场会议就暂停一下，代表们都站起来热烈鼓掌表示欢迎。第二天晚上我又带了一支500人的队伍前去祝贺。到了第三天，也就是群众祝贺大会的最后一天，我准备把这天晚上的祝贺搞得更加隆重些。

“那天我起得很早，还和乡政府的人在筹划这次行动，妇女会的十几名女同志冲了进来，质问我为什么前两次祝贺没有妇女去，是不是轻视妇女。我连忙解释不是轻视你们，而是妇女代表会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如果你们要去的话就赶快作准备，今天晚上去，但是小脚的妇女就不要去了。她们一听都非常高兴，马上就回去作准备，每人做了一套灰衣服和一个扇子灯，还赶排了几支歌。

“天刚黑，我带着队伍就出发了。十三里路个把钟头就到了。在会场外把队伍整顿了一下，就进入会场。我和警卫队的60名会员走在最前面，队员们每人都背着枪，举着一块四尺多长三尺来宽的标语牌。这种标语牌是用铁丝扎成的，里面点上两盏灯，外面用彩色纸写上标语，既醒目又好看。我们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考虑代表们来自全国各地，而瑞金话又不好懂，怕呼口号他们听不明白，所以才扎制了里面点灯的标语牌。

“走在最前面的标语牌上写着：‘合龙乡政府庆祝大队’，后面的标语牌上写着：‘庆祝工农红军的伟大胜利’、‘庆祝工农兵代表大会开幕’、‘祝贺参加大会的代表身体健康’、‘预祝工农兵代表大会圆满成功’，等等。警卫队后面是少先队，他们在铜鼓铜号的伴奏下，也是每人手举一块写有标语牌的小灯牌，迈着整齐的步伐进入会场。少先队后面是群众的锣鼓队，他们敲打着喜庆的曲子，提着150多盏马灯进入会场。

“八支唢呐同时吹出欢快的乐曲，会场的喜庆气氛一下子达到了高潮。特别是其中的两位名艺人，可以用鼻子吹唢呐，不停气地一吹就是好几分钟，使整个会场都轰动了。最后面是妇女同志，和以前那种狂欢的节奏不同，她们每人手拿一个扇子灯，一边慢慢地走着舞步，一边唱着祝贺歌和歌唱男女平等的歌，歌是用山歌谱的曲，旋律非常优美动听，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代表们表扬我们乡的祝贺队伍搞得好，既整齐又丰富多彩，说我们是富乡。”

当年瑞金县下肖区少先队员杨志宏回忆说：

“1931年11月，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召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此，瑞金人民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为了防止敌人的飞机来捣乱，庆祝会在黄昏后举行。当时大家都打着灯笼和火把参加庆祝活动，所以叫做提灯庆祝大会。其实，当时有灯笼的人很少。平时，穷人顾不上去置备这种东西，即使晚上出门，也只好摸着黑走。红军来后，主张破除迷信，从前的香烛店也关了门，就是有灯，也很难弄到蜡烛。但结果还算不错，因为火把比灯更亮。火把的材料是用废旧竹竿和篾索等，很容易找到。另外，住在城里的人，也有临时自制一些新式灯笼的，有红色、黄色五角星和斧头镰刀等类灯笼。灯流云集叶坪村，五花八门，很好看。

“庆祝队伍进入全苏大会会场，会场布置得很壮丽，各个柱子上横挂着铁丝，铁丝上串着许多手电筒上用的小电珠，大木柱之间还挂了许多匾额。彩旗和标语在这许多发亮的小电珠照耀下特别好看。会场正中是主席台，台上站满了人，他们向台下的人们不断鼓掌、唱歌，同大家一块呼口号。我当时还不认识中央各位领导同志，后来才知道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都在台上。

“队伍不断从后面拥来，我们想多停留一会儿也不行，只好照着指定的路线从左侧后门出去。这时，忽听到震耳的响声，循音看去，在会场左侧防空洞里，有个充电机正在响着，会场上的许多小电珠，就是由这个充电机发电，才发亮的。大家提着灯笼拥向广场（是一块大草坪），锣鼓、鞭炮、口号声交织在一起，震耳欲聋。火把、灯笼一排排，有如长龙起舞，非常好看。我高兴极了，不断带领呼口号，把嗓子也喊哑了。随后，我们看了各区、乡演出的文艺节目，有龙灯、茶灯、活报剧等。庆祝活动一直延续到半夜，大家才渐渐地散去。”

因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后，正式宣布将瑞金县改名为瑞京市，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红色首都。

邓小平随即由中共瑞金县委书记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色首都的瑞京市委书记。

当时，设在瑞金县的党政军领导机关主要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等，一般通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中央总务厅将作为大会会场的瑞金县叶坪村谢氏宗祠用木板隔成15个小房间，作为中央人民委员会所设外交、军事、劳动、财政、土地、教育、内务、司法、工农检察等九个人民委员部和秘书室、收发室、会议室办公处兼工作人员卧室。

1931年9月2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从兴国县鼎龙水头庄迁驻瑞金叶坪村。成员有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顾作霖、邓发，毛泽东任代理书记，任弼时任组织部长。周恩来从上海到达瑞金后，正式接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从上海迁入瑞金后，驻在沙洲坝下肖村。不久中共苏区中央局也从叶坪迁驻下肖村，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合署，改称中共中央局。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增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改选中央政治局，设立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即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负总责。

1931年11月25日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驻在瑞金洋溪村。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朱德、彭德怀、王稼祥、林彪、谭震林、叶剑英、孔荷宠、周恩来、张国焘、邵式平、贺龙、毛泽东、徐向前、关向应、王盛荣等15人组成，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统一领导指挥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下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经理部和总卫生部等机构。

1933年5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从洋溪村移驻瑞金乌石垅村，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增加博古、项英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内设总司令部（亦称为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动员武装部、总供给部、总兵站部、总卫生部等。总参谋部内设一至六局。朱德、项英、周恩来、刘伯承、叶剑英等均在乌石垅办公。10月初，共产国际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住在沙洲坝下肖村附近的“独立房子”。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苏区中央局（又称少共苏区中央局）于1931年9月进驻瑞金叶坪庙背村，内设组织部、宣传部和儿童局等机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苏区中央局书记顾作霖在此办公和居住。1933年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从上海迁入瑞金沙洲坝。4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苏区中央局从庙背村迁出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合署，何克全（凯丰）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

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于1931年7月进驻瑞金叶坪，不久移驻沙洲坝野猪坪。1932年1月，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主任为陈寿昌。内设机构有组织部、宣传部、社会部、秘书处、女工部、青工部、国家企业部等。1933年初，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与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合并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刘少奇、副委员长兼党团书记陈云，驻瑞金枣子排村。

从此，瑞金以“红都”而闻名于全中国，闻名于全世界。

瑞金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红色首都，聚集着这么多的中央党、政、军、群领导机构，集中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军事、群众工作等各个方面的领袖人物，是当时中华民族精英荟萃的地方。

由于瑞金的重要地位，使它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直辖县。因此，瑞金县委、瑞金县苏维埃政府的工作直接关系到中央党、政、军、群领导机关的工作。邓小平带领瑞金县委，深入实际，实事求是，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创造了出色的工作成绩。

据《红色中华》报道，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对瑞金县的工作进行检查。检查后通过的决议对瑞金的工作作了高度评价：

“瑞金全县工作自中央政府成立后，在某些工作上已有相当的进步：

“（甲）统一财政在县苏及有些区苏（特别在黄安区渡黄区……）都是相当的执行了财务条例，和统一财政训令，那种浪费和漫无限制的开支状态已大为减少了，开始在实行预算决算。”

“（乙）在肃反问题上，一般说，对于过去的错误，如随意捕人偏信口供使用肉刑等，已有大的转变，并且对于过去政治犯在县苏已遵照第六号训令正式开庭审判，革命秩序相当建立。”

“（丙）扩大红军工作已获得相当成绩，留红军公田已实行。”

……

邓小平的工作，受到上级党组织和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得到瑞金人民的热烈拥护。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县委的各项号召，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发展生产，使瑞金各方面的工作迅速开创出新的局面，革命和生产都呈现出蓬蓬勃勃的兴旺景象。

对于在瑞金期间的工作情况，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作过回忆：1931年8月间，我们到了瑞金，这时正值红军主力反对敌人三次“围剿”的时期。瑞金是中央苏区的后方，但当时被反革命分子篡夺了县的党政领导，杀了不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弄得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这时在红军工作的谢唯俊同志在瑞金，由上海来的余泽洪等同志也到了瑞金，大家商议推我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其时与上级没有联系），谢、余等都帮助我做了一段工作。我们迅速地惩办了反革命分子，为被冤屈的干部平了反，开了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干部（几乎全是本地农民干部）群众积极起来了，全县局面大为改观（关键在于有了大批与群众有联系的本地干部）。三次“围剿”粉碎后，开了几万人祝捷大会，热情是很高的。

第八章 被打成“邓、毛、谢、古反党集团”（上）

1932年5月，邓小平被中共江西省委调任中共会昌县委书记。不久，又被调任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亦称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负责全面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工作。

会昌、寻乌、安远三县，位于赣南南部，与福建、广东接壤，东是武夷山，南是九连山，山峦重叠，地势险要，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南部屏障。中共中央和江西省委为了加强中央革命根据地边缘区域的工作，守好南部的大门，粉碎南部从福建、广东方向经常来犯的敌人进攻，于1932年6月决定，在会昌筠门岭建立中共会昌中心县委。把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边缘地区的会昌、寻乌、安远三县联成一个整体，加强中国共产党对边缘地区工作的领导，发展这一带的革命工作。

1932年7月，中共会昌中心县委在筠门岭倒水湾召开了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三县区级以上党员干部100多人参加了大会，邓小平等在会上讲了话。会上，正式宣布成立中共会昌中心县委，由邓小平任中心县委书记。中心县委机关驻在筠门岭镇。江西军区第三作战分区成立后，邓小平兼任分区政治委员。

会昌中心县委下辖会昌、寻乌、安远三个县委和28个区委、164个支部，40多万人民。中心县委成立以后，立即领导三县人民，投入了艰巨的斗争之中。

对于会昌、寻乌、安远地区的斗争形势，邓小平曾回忆过：“三县都是中央苏区边区，赤白对立很厉害，我们自己的武装，每县只有百几十人的独立营，人民武装（赤卫军）的枪支很少，由于‘左’倾的经济政策，商店大都关了门，财政经济也很困难。”但是，困难吓不倒英雄汉。况且，邓小平是一位具有开拓精神的领导干部，勇于和善于在艰苦的环境中，开创出崭新的工作局面。

在邓小平和中心县委的领导下，会昌、寻乌、安远的工作很快出现了新的面貌。针对三县军事力量薄弱的状况，各级党组织大力号召人民群众参军参战，扩大地方武装。1932年9月，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兼江西军区第三作战分区政委邓小平在筠门岭召开军事会议，第三作战分区和红军独立三师负责人，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区委书记、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区委军事部长等数百人出席会议。邓小平在讲话中，分析了战争形势，布置了各个红军部队的作战任务。会议根据上级指示，研究了红军独立三师编入红军主力部队后成立新独立三师的事宜。

随后，各县、区对会议精神进行了贯彻落实。据1932年10月统计：寻乌有红色游击队队员721名，模范营指战员1239名，模范少先队队员635人。安远有赤卫模范营17连，共2267人；模范少先队共5连，520人；工人赤卫军35人；另有各区游击队整编成的游击队，下设3个支队，共262人。会昌县有脱离生产的2个游击支队，共390人，另有赤卫军4970人，模范师2529人。军事力量得到发展以后，中心县委率领地方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消灭民团残余和反革命势力，使之成为保卫革命根据地的一支重要力量。

以后，会昌、寻乌的赤卫队和武西游击队等地方武装成立了新独立三师。但由于新独立三师组建时间很短，缺乏正规训练，武器装备差，战斗力不如正规部队。11月，当国民党广东军阀的军队向寻乌发动进攻时，新独立三师和各县游击队寡不敌众，致使寻乌县城陷入敌手。此即“寻乌事件”。

寻乌陷落后，中共会昌中心县委立即在筠门岭召开了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县委军事部长联席会议。在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主持下，研究部署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和扩充地方武装等问题。会后，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广泛发动群众，游击战争有了新的发展。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地方武装，自1932年12月至1933年7月，攻击靖卫团土围子数十次，并经常配合红军作战。

据《红色中华》报道，14个月来，红军和地方武装共毙敌100多人，俘敌近200人，缴获枪支350多支，其他物品甚多，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狠狠打击了广东军阀和国民党地方武装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骚扰。为粉碎国民党军队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阻击和钳制广东军阀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进攻，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会昌中心县委还广泛发动群众，动员青年积极参加红军主力部队，使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出现了许多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着上战场的动人情景。1933年2月7日，会昌县在纪念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示威中，当场有28人报名参军；三日内，“会昌动员了一团开往前方”，“在开发前的一天晚上，中共县委、少共县委、县苏、工会、妇女部等部门代表都致词祝贺，城市工人和儿童表演新戏作了很热烈的政治鼓动，当场又有11个船业工人（筠门岭来的）报名加入红军”。

为了支援红军、支援战争，中心县委还组织了形式多样的拥军优属工作，建立了数万人的运输队、救护队、向导队，随时可以投入前线的战斗。与此同时，在中心县委领导下，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党的建设、苏维埃政权建设、团的工作、妇女工作也都搞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在此基础上，三个县的土地革命、工农业生产和经济文化等项建设以及推销公债工作，也逐步走上了轨道，按照中共中央和江西省委的指示，有步骤、有计划地向前发展。

但是，1933年1月被“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占据统治地位的“临时中央”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全盘否定以毛泽东为代表所制定的一整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打击、排斥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给中央革命根据地带来极大的危害。

2月，“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执行者首先指责中共福建省委“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并宣布立即撤销罗明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上杭、永定、龙岩全权代表的职务。随即，“左”倾教条主义者在福建开展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接着，又把反“罗明路线”的斗争由福建革命根据地扩展到江西革命根据地，进行所谓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

反“江西罗明路线”的目的，无论在福建革命根据地，还是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其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和以毛泽东为代表所制定的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一整套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

自从1931年1月“左”倾教条主义者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后，先后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召开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否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排挤毛泽东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党组织和红军的正确领导，撤销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只分配毛泽东专做政府工作。但是，邓小平和会昌中心县委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对“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抵制，坚持从中央革命根据地边缘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开展各项工作：

在粉碎国民党军队第四次“围剿”的作战方针问题上，邓小平和会昌中心县委主张，面对国民党广东军阀的进攻，不硬拼，不搞“堡垒对堡垒”“拼消耗”。仍然坚持过去反“围剿”作战中的成功经验，采用游击战和游击性的运动战，把国民党军队引到群众条件好的根据地内部来消灭。不同意向中心城市、交通要道发展根据地，而主张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展。同时扫清地主阶级的“土围子”，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积蓄力量，和国民党进行长期斗争。

在扩大革命武装问题上，邓小平和会昌中心县委认为，会昌、寻乌、安远人民肩负着给红军补充兵员和钳制广东军阀的双重任务，所以，地方武装力量和红军主力都应不断发展，并应注意质量，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红军主力和不顾质量单求数量的要求“武装一切工农群众”的做法。

在扩大红军问题上，邓小平和会昌中心县委主张通过广泛的宣传鼓动、细致的思想工作来动员广大青年参军参战，反对强拉硬扯老百姓去凑数。

在土地革命问题上，邓小平和会昌中心县委反对“左”倾教条主义者提出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错误的土地政策，尽可能执行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正确的土地分配原则解决土地问题。因而被“左”倾教条主义者指责为“土地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犯了“富农路线”错误。

正是在上述涉及革命根据地巩固和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邓小平和会昌中心县委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革命根据地边缘地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创造性地认真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坚决抵制“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成为“左”倾教条主义者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必欲整倒的一个严重障碍。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左”倾教条主义者终于向以邓小平为首的会昌中心县委展开了“进攻”。而且，这种“进攻”是以突然袭击开始的。

1933年2月20日，“左”倾教条主义者控制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三期突然发表了一篇题为《什么是进攻路线》的文章，批判江西革命根据地的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犯了“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指责“会、寻、安长期陷在纯粹防御的泥坑中”，认为这是“产生白军团匪进据寻城的事件、使群众受到敌人的摧残”的根源，提出要“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反对机会主义逃跑和纯粹防御路线，反对对于这些路线的调和”。

中共江西省委迫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巨大政治压力，不得不于2月28日发出对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县委的指示信，指出“会昌、寻乌、安远的党所犯的纯粹防御路线之来源，与罗明路线相同”，“防御路线的结果，必然走到罗明退却路线的前途”。

但是，“左”倾教条主义者却认为江西省委没有直接指出会昌中心县委的“纯粹防御路线”就是“罗明路线”，并且“严厉批评”江西省委犯了“严重错误”。同时，决定由苏区中央局直接召开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党的会议，开展反对会、寻、安“纯粹防御路线”的斗争。以反会昌、寻乌、安远“纯粹防御路线”为起点，“左”倾教条主义者正式揭开了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序幕。

为了否定邓小平和会昌中心县委的工作，“寻乌事件”被“左”倾教条主义者作为一件大事提了出来。寻乌失守后，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会昌中心县委领导会昌、寻乌、安远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和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抓住一切机会不断袭击国民党军队，使国民党军队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而无可奈何。最后，在会昌、寻乌、安远地区军民的打击下，国民党军队不得不退出了寻乌城，被国民党军队进攻时占领的革命根据地区域亦得到恢复。

在当时的情况下，会昌、寻乌、安远地区属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边缘地区，地方红军和游击队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同优势的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阵地战”的程度。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会昌中心县委根据毛泽东总结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与国民党军队周旋，本来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左”倾教条主义者却把会昌中心县委有计划地组织群众实行坚壁清野和以灵活的游击战术打击来犯的国民党军队，诬为“在敌人进攻面前惊慌失措，准备退却逃跑”，毫无道理地开展了反对“纯粹防御路线”、“会、寻、安的罗明路线”的斗争，对会昌中心县委进行错误的批判和严厉的指责。

1933年春天，邓小平已经离开了会昌中心县委书记的工作岗位，奉调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3月下旬，苏区中央局在会昌筠门岭倒水湾召开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中央局代表主持会议并作了政治报告和结论。会议对邓小平和会昌中心县委进行了错误的批判。

3月31日，会议通过《会、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指出：“大会认为会、寻、安三县过去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的领导之下，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这一路线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完全表示悲观失望，对于群众的与党员同志的力量没有丝毫信心，以致一闻敌人进攻苏区的消息，立刻表示张皇失措，退却逃跑，甚至将整个寻乌县完全放弃交给广东军阀。这一路线显然同党的进攻路线丝毫没有相同的地方。这是在会、寻、安的罗明路线。说纯粹防御路线不是罗明路线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通过这个《决议》，邓小平和会昌中心县委的整个工作遭到了否定，并被错误地扣上了“会、寻、安的罗明路线”的大帽子。

《决议》对江西省委也进行了严厉的指责，认为：会昌中心县委和会、寻、安地区过去“反纯粹防御路线的斗争的不深入，省委也应负一部分重大的责任”；批评江西省委“把这一防御路线看做是在进攻路线与罗明路线中间的东西，认为‘防御路线的结果必然会走到罗明退却路线的前途’，把这一路线主要地看做是军事上的分兵把口，没有明确地指出进攻路线与纯粹防御路线的内容在哪里，对于群众力量也没有完全正确的估计，对于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同志严重的错误没有应有的批评”。

最后，会议根据中央局的意见，决定改组会昌中心县委和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县委；并召开三县各级党代表会议，在会昌中心县委领导的范围内，普遍开展反对“会、寻、安的罗明路线”的斗争，以便为贯彻执行“进攻路线”即“左”倾教条主义路线扫清障碍。

与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相配合，在《斗争》第八期上发表了《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和《罗明路线在江西》两篇文章，指责邓小平“仍然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这就是说他根本上没有能揭发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与实质”。文章还借题发挥，认为“罗明路线不但在福建的杭永岩，而且在江西”也存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单纯防御路线的问题，不但在会、寻、安，而且还在江西其他地区”。这篇文章最后点明：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单纯防御路线，就是江西的罗明路线”。

这两篇代表“左”倾教条主义者意图的文章，通过批判邓小平和会昌中心县委，进而指出江西革命根据地也存在着“江西罗明路线”，并要求江西省委迅速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开展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彻底改造各县”，“执行党的进攻路线”。这样，“左”倾教条主义者就把“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从会昌、寻乌、安远迅速扩大到了整个江西革命根据地。

4月16日至20日，在“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的中央负责人博古主持下，江西省委召开了“江西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以总结江西工作为名，开展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对江西革命根据地中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抵制“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同志，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斗争和打击。

这次会议由苏区中央局派来的代表主持，并作主题报告。参加会议的一位江西省委工作人员回忆说：“当时我负责在会场上倒茶水。不知为什么，省委书记李富春坐在台下角落里，蔡畅大姐站在后面，会上宣布撤销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四位同志党内一切职务，还下了他们的枪，让大家上台批判。”

“妇女部的邓石香也上台讲邓小平怎么怎么不对，她下台后去上厕所，我跟过去说：石香，你混蛋，我们做妇女工作，跟他们没有工作关系，你怎么可以胡说八道，到台上去摆什么威风（用现在的话讲是出什么风头）。石香不服，一拳打过来，我们俩当场就要打起来，蔡大姐听到后，把我拉出来说，秀英，不要乱说，要杀头的。我那时年轻气盛，只觉得石香不该胡说。会议结束后，邓石香被调到中央组织局工作。但没得多久，她又回到县里去了，我在省里见过她一面，她告诉我说，有些事看不惯。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

“江西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实际上是一次部署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集团”的动员会议，并由此把“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推向了高潮。这次会议决定，把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扩展到全省的每一个支部，“彻底肃清在实际工作中的罗明路线”，“动员全党毫不动摇地为党的进攻路线斗争到底”。

此后，会昌、寻乌、安远的县、区、乡各级党组织，普遍开展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在这场错误的斗争中，凡是被戴上“江西罗明路线”帽子的领导干部，均受到“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而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受到的批判尤为激烈。

毛泽覃，湖南湘潭人，毛泽东的弟弟。参加过南昌起义，随朱德部队上了井冈山。参加开辟赣西南革命根据地，任中共赣西南特委委员、红六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政治委员、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由于对“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进行抵制，被打成“邓、毛、谢、古集团”成员。红军主力部队长征后，留下坚持游击战争，在江西瑞金的一次作战中英勇牺牲。

谢唯俊，湖南耒阳人。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随朱德部队上了井冈山。1931年任中共赣东特委书记。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县委书记、师政治委员等职务。因抵制“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被打成“邓、毛、谢、古集团”成员。参加了长征，曾任陕北靖边特委书记。1935年冬天牺牲。

古柏，江西寻乌人。寻乌中共组织创始人之一。1931年后，历任江西省工农民主政府裁判部部长兼内务部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劳工部秘书长、红军独立第三师师长、红十一军军长等职务。由于抵制“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被打成“邓、毛、谢、古集团”成员。红军主力部队长征后，留下坚持游击战争，在广东龙川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

第九章 被打成“邓、毛、谢、古反党集团”（下）

1933年春天，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指示，相继召开了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和中共江西省委“江西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

这些会议的目的只有一个：全面贯彻“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打击坚持正确路线的干部和同志。

1933年5月4日，中央代表来到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在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关于“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集团”坚持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情况的报告。听了这种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一面之词，不明真相的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作出了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

一、红军学校全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听了中央代表的报告之后，一致同意中央局对于江西党的“罗明路线”的揭发，以及对“江西罗明路线”创造者与执行者的处理。

二、以邓小平、谢唯俊、毛泽覃、古柏等同志为首的“江西罗明路线”，是与党的进攻路线完全相反的。他们对革命斗争的估计，是悲观失望的，他们对于群众工作是采取消极怠工的态度的，他们在会、寻、安、永、吉、泰各处，实行了退却逃跑的路线，采取了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使当地工作受到了损害。这些同志如果不彻底纠正其错误，我们建议中央局把他们洗刷出布尔什维克的队伍。

三、邓、谢、毛、古几位无气节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在革命猛烈发展的面前悲观动摇，非但执行了与党完全不同的路线，而且更进一步根据一定的政纲及派别的观念，形成了小组织的活动，他们竟以流氓为革命的动力，认为现在土地革命不是反帝国主义的，不主张放弃中央苏区根据地向中心城市发展，而主张转移到穷乡僻壤的区域。这是有系统的机会主义的政纲，是与国际的指示及党的策略，完全相反的。他们根据这一机会主义的政纲，成立了反国际的小组织活动。

四、上述几位同志的机会主义的小组织活动，是有他们的历史根源的。在四中全会后，他们对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就始终以两面派的态度来敷衍，从未揭发自己在执行立三路线时的错误，他们对于四中全会后的新的中央领导表示极大的不信任，甚至以“洋房子先生”相呼，党代会后虽然党与之斗争，仍没有什么转变。所以红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认为这次江西省委对于他们的处置，在教育他们及教育全党上是绝对必要的。

五、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一分钟也不容许机会主义小组织的存在，“立刻解散一切根据特殊政纲组织的派别”，不然便“无条件立刻开除出党”（列宁），红军学校党团员在中央局领导下像一个人一样地为党的进攻路线、为党的布尔什维克团结一致，为肃清机会主义的罗明路线而奋斗到底。

六、我们要把这一斗争深入到我们红校的实际工作中，来检阅我们每个同志的思想与工作，来克服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的一切缺点及不好的倾向。同时，对有个别虽执行“罗明路线”而现在仍不承认错误的同志“不要让他滑过去”。

如果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从这个决议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批判中，倒是透视出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难能可贵精神和品质：

一是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主张是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进攻路线完全相反的”。

二是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在强大敌人进攻面前，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实行“诱敌深入”、“敌进我退”等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是完全正确的。

三是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不主张放弃中央苏区根据地向中心城市发展，而主张转移到穷乡僻壤”，这恰恰是符合中国革命实际、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思想、观点。红军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到处攻打“中心城市”，只有向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穷乡僻壤”发展，才是正确的战略发展方向。

四是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始终“对于（六届）四中全会后的新的中央领导（即‘左’倾教条主义者——作者注）表示极大的不信任，甚至以‘洋房子先生’相呼”。这说明，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开始统治全党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一直是有觉察、有看法、有抵制的，认为“左”倾教条主义者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只是一些空谈教条的“洋房子先生”。

在“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打击和压力下，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同志并没有放弃原则。他们在总结会上和所写的二次声明中，以共产党人坚定的原则立场和光明磊落的态度，阐述了他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主张。

为此，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同志再次受到“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无理指责。5月5日，根据“左”倾教条主义者的要求，作出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声明书的决议》，指责“邓、毛、谢、古四同志第二次声明书与第一次声明书的内容没有任何不同”，“并没有在党的布尔什维克火力面前解除武装”。

《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声明书的决议》这样写道：

邓小平同志……到苏区与谢唯俊等结合，在苏区党代会时反党的活动，在去年十一月会、寻、安三县党书记、县苏主席、军事部长联席会中所宣布的有计划的准备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这些一贯的错误路线始终是未由他自己揭发的。经过党代会与谢唯俊等同志反党活动的一致，经过会、寻、安机会主义路线与小组织的谢、毛、古的一致，和直到最近对自己错误的掩盖的一致，实际上已成谢、毛、古等小组织活动的一员，这是他自己始终不愿意去了解和向党承认的。在他的第二次声明书中仍然以“感觉自己了解是错了，没有什么问题，只有快到实际工作中去”。“自己感觉到不会走到小组织的行动，不成严重问题”，来企图掩盖和逃避自己的错误。

毛、谢、古三同志二次的声明始终没有系统的全部揭发，他们由于对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上与党有了根本的不同观点和从估计出发，所形成的机会主义的政纲和反国际反中央的小组织，并且始终说出一些个别的问题和个人的关系来企图掩盖他们反党的小组织和政纲，始终是不愿意向党赤裸裸地承认的。因此省委认为邓、毛、谢、古四同志和第二次声明书与第一次声明书的内容没有任何不同，他们对省委的决议和谈话，只是以外交方式来接受，他们反党的机会主义政纲和小组织的活动并没有在党的布尔什维克火力前面解除武装，只是在党内残酷的思想斗争中不得不偃旗息鼓而并没有根本放弃其小组织的机会主义路线，这样省委认为四同志是真正站在党的路线上，组织上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现在是没有保证的！

因此省委最后一次责成四同志执行下列工作：

（一）必须向党作第三次声明书。

（二）邓小平同志，必须无保留地揭发他由第七军工作时起经过党代会，经过会、寻、安工作直到写第二次声明书止，一贯的机会主义错误和派别观念，以至派别活动，再不容许有任何掩藏。

（三）谢、毛、古三同志，必须向党忠实地从历史根源起彻底地揭发党的小组织活动和小组织形成，以及全部机会主义政纲，同时必须采取必要的办法，宣布小组织的解散。

（四）四同志在省委所指定的群众工作中艰苦的担负起自己的任务，来表现忠实地为党的路线而坚决的斗争。

省委号召全党团聚在国际的中央的进攻路线上，无情地彻底地向反党的机会主义和任何派别观念小组织的活动作残酷的斗争，从实际工作中开展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来保证江西工作的彻底转变。

中共江西省委

1933年5月5日

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同志，都是长期坚持革命斗争的好同志，被“左”倾教条主义者打成“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后，虽然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始终坚持原则，一再申明自己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和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是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

邓小平在陈述自己观点时指出：“回顾历史，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对党的事业负责任的，是对中国革命负责任的……”

但是“左”倾教条主义者根本不听他们的意见，仍然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作出错误的组织处理，改变了他们原来分别担负的领导工作。邓小平被撤销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职务，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往边远的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毛泽覃的中共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职务，谢唯俊的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职务，古柏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职务亦被解除。

邓小平曾经担负过领导工作的中共会昌中心县委及会昌县委、安远县委、寻乌县委被“左”倾教条主义者进行改组，一大批长期坚持革命斗争，坚决贯彻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干部遭到打击和撤职，受到“无情的揭发和最激烈的斗争”；大批基层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受到株连，党的事业受到严重危害。

“左”倾教条主义者对于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同志施行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了严厉的政治高压。在种种压力下，金维映与邓小平不得不离婚了。

后来，金维映与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家结婚。长征到达陕北后，金维映因病被中央送到苏联医治。苏联卫国战争期间，金维映失去了踪迹。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后，中共方面多方寻找，金维映依然下落不明，可能在苏联卫国战争初期德国飞机的轰炸中已经丧生。

发生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集团”的这场错误斗争，打击了一大批坚持正确路线的领导干部，矛头是对着毛泽东的。

对此，身临其境的老一代革命家李维汉在回忆录《回忆与研究》中，作了实事求是的回顾。

李维汉回顾了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初期的情况后，谈到了“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问题：

几天以后，碰上开会（昌）、寻（乌）、安（远）活动分子会议，他们要我参加。我在会场上才知道从二月开始，在福建已开展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3月，又开始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当时罗明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邓小平任江西省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曾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谢唯俊曾经担任过江西省军区的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五师师长；古柏曾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

罗明、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从实际出发，曾分别发表过一些正确的意见，抵制“左”的做法。如主张在红军弱小的情况下应向农村发展，不赞成向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主张“诱敌深入”，然后集中力量各个歼灭，不赞成硬拼；主张中央红军、地方部队、群众武装都应发展，互相配合，不赞成用削弱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的办法来扩大红军；认为根据地的中心区和边界区的工作应加以区别，不能采取同样的办法；主张健全根据地的革命群众团体；坚持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主张根据地的行政、扩大红军、地方武装等工作都由政府负责，不应由党代替政府工作。

结果，这些正确主张被“左”倾领导者指责为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被称为“罗明路线”。这时，张闻天已从福建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后回来，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并作了反“罗明路线”的报告。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反对邓小平。张闻天还写了《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文章。

会（昌）、寻（乌）、安（远）地区是苏区的边远地区，是敌人打过来、我们打过去的游击区。但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上却认为失掉了寻乌，是中心县委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是执行退却逃跑的防御路线的结果。毛泽东、朱德总结出来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是红军最早的战略战术。后来红军和游击队的作战原则，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又把它发展为十大军事原则。

而反“罗明路线”，实际上是批判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那时苏区的边远地区，完全是赤白交错对立。毛泽东曾经说过，困难的是有中间派反水的问题。因为赤白交错对立厉害，中间派中不少人反水了。抗日战争时期，在游击地区还有革命的“两面”政权，敌人来时可以应付一下。但当时在边区只有实行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才行。在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上，我没有讲话，只是听反“罗明路线”的报告。

参加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后，我还是弄不清楚反“罗明路线”与毛泽东有什么关系。有一天，博古来找我说，江西省委要在宁都开扩大会议，你同我一起去。到了宁都，博古找省委负责人谈话，要我在旁边听。那时江西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博古说，毛泽覃、谢唯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当时他还没有提到古柏的名字。古柏是在扩大会议上展开斗争时才把他找来的。

后来，博古要到前线去，叫我留下参加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到这时，我才知道福建反“罗明路线”、江西反邓、毛、谢、古，与毛泽东有关系。这四个人中我有两个熟人，即邓小平、毛泽覃，其他两人我当时不认识。我错误地认为王明“左”倾路线是正确的，所以我是积极参加了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的。我一次、两次、三次地要他们作检讨。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承认“错误”。

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开完后，我回到瑞金向中央局汇报，中央局批准我写一篇文章：《为党的路线而斗争》，公开批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说他们是派别活动。我写这篇文章是完全错误的。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反所谓“江西罗明路线”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个大错误。反“罗明路线”，无论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然而，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的。

李维汉的回忆，既实事求是地回顾了历史情况，又如实地总结了经验教训，使人们对这段历史，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

“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回顾历史时，也谈到了“左”倾教条主义占据中央统治地位时，自己遭到错误批判的情况：

“在博古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大约在一九三三年三四月间，我被调离了这个工作（指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到江西省委当了一两个月的宣传部长，随即由临时中央开展了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

“斗争后，撤销了我的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了我以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我到乐安后不足十天，又令我回到省委（据说乐安是边区，怕出问题），不久，即调到总政治部当秘书长。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贺昌。我当了两三个月秘书长后，要求另调工作，于是分配我为总政治部宣传部的干事，除一般宣传工作，还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小报）。这个工作我一直担任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前夕。”

就这样，由于受到“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打击，邓小平——这位早年在欧洲从事共产主义运动时，曾因刻印《赤光》而蜚声旅欧共产主义者的“油印博士”，又一次操起了旧业。邓小平担任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主编后，为办好《红星》报倾注了大量心血。因编辑人员有限，从各种新闻、文章的撰写到选稿、编辑、印刷，邓小平都是亲自动手。《红星》报上许多没有署名的消息、新闻、报道乃至许多重要的文章、社论，都出自他的笔下。他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十分认真地将这份小报真正办成了“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受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的热烈欢迎。仅1933年，《红星》报即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行了17300份，成为占有读者最多的三大报刊之一。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长征。邓小平跟随突围转移的“红章”纵队，从瑞金县云石山出发，跨过于都河，踏上长征路。

对于“左”倾教条主义者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反对“邓、毛、谢、古”的错误斗争，毛泽东一直有着深刻印象，曾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角度，多次提及。

全国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于1941年9月1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九三三年反邓、毛、谢、古‘右倾机会主义’的一篇文章，实际上是指鸡骂狗的。当时认为‘罗明路线’在福建，在江西，在建黎泰，整个中央苏区都弄成是‘罗明路线’。这篇反‘罗明路线’的纲领性文章，认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主要错误是：（一）取消反帝运动，（二）放弃苏区，（三）富农路线，（四）官僚主义。”

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曾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回顾、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提高识别错误路线的能力。1943年1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认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时候，再一次谈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反邓、毛、谢、古”的错误斗争。毛泽东说：反邓、毛、谢、古，是指鸡骂狗；邓、毛、谢、古死了三个人，希望邓要为党争气。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于1960年12月25日与工作人员的一次谈话中指出：“人就是要压的，像榨油一样，你不压，是出不了油的。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我就受过压，得过三次大的处分，‘被开除过党籍’，撤掉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什么邓、毛、谢、古。其实我连邓小平同志的面也没有见过。后来说在武汉见过，但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可能见过没有谈过话吧！”

毛泽东说：“那时，给我戴的‘帽子’就多了。说什么山上不出马列主义，他们城里才出马列主义，可是他们也不调查研究，我又不是生来在山上的，我也是先在城市里，后来才到山上来的。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他们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等等。”

毛泽东还说：“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我就反问他们：你们既然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们一定是熟读的了，那么请问：《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他们哑口无言。原来他们也根本没有看过！”

“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于1972年8月14日在邓小平从江西发来的一封信上的批示中指出：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

老一代革命家林伯渠在抗日战争时期回忆江西“反邓、毛、谢、古”的历史时，曾写下了一首叙事诗：

偶忆往事便心惊，谢毛邓古剩小平。

割裁无情读八股，江西路线有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