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前言

2002年9月28日至12月21日，我应约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三年级本科生开了一门《欧洲文明史论》的课。北京大学出版社希望把我的“讲稿”辑印成书。这就是这本书的来由。

现在关于欧洲文明的书已不少见，我本人在近二十年内就写了《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欧洲文明扩张史》以及最近出版的《欧洲文明的进程》。据悉，不少学生在学习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史时曾看过。既然都读过世界通史一类的课程，我这门课的重点便不在于讲知识性的东西，对许多问题以及涉及的历史大事都不必从ABC讲起。而且这个学期只有三个月，一个短学期的课程，我必须有所取舍和剪裁。而既是“史论”，便主要是讲我的理解和体会；试图通过讲我的理解和体会来帮助学生加深对欧洲文明的了解，消化他们学到的东西，开拓思路，活跃思维，并且引导他们进一步读书。

我没有写出讲稿，只依习惯凭几条简要的提纲就上讲台了。因此“即兴发挥”较多，也就完全“口语化”了。我是一个随时有些想法的人，每节课都有相当多的没有写进书里的新体会。口讲比手写总要比较透彻些，活泼些。几乎每堂课我都特意留出相当的时间给学生提问题，与学生的问答附在每课的讲稿后面。学生们的提问，对我也有启发；有些问题是我没有想到的，此之所谓“教学相长”。这些学生大多二十岁出头，听讲很专注，提问很踊跃，他们有很强的求知欲，很可爱。通过他们，也使我领会到一些北大的求知风气和学生的气质。我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北大毕业生，看到年龄相差半个多世纪的“小同学”朝气蓬勃，心里感到很欣慰。

现在辑印成书的就是学生们分工根据讲课录音笔录下来的记录稿。为了尽量保持课堂上的气氛，除了不少错录、赘语和错讹字，我没有作太多的改动。

学生们的热情使我感动。最后一堂课讲完，在学生当中举起了好几架照相机，他们分批与我合影，要我在他们的笔记本上写一句话，签个名。我在他们的簇拥下走到前厅时，忽然先后两位学生在我面前深深地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我看了选送给我的十篇作为期末考试的作业论文（我年老多病，不可能看所有的论文）。我仔细地看了每一篇，写了评语。总的印象是“孺子可教”、“后生可畏”。半个世纪前我在这个年龄是写不出来的；当然时代不同了，他们理应比我们享有广阔得多的天地。此后不久，我给北大国际关系学院袁明教授写信，告诉她我的一点体会：高等学府固然应是“研究型”的学术殿堂，但同时更应以同样的精力甚至更多的精力放在“本科生”的培养上。

最后，我要感谢国际关系学院给我配备的两位青年助教任羽中和陈斌，他们帮助我处理了不少有关的问题。

陈乐民2003年7月下旬盛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