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大陆儿童诗研究

认识屈子《楚辞》，有两个要点必须牢记：一是《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所谓“伯庸”乃是楚武王长子，封于夔子国，夔字的促音（入声）就是“屈”或“甲”。伯庸的长子屈瑕由此得姓氏，成为屈氏家族的始祖。二是屈子《楚辞》通过南北两条途径被完整保存下来，北方的途径是汉高祖九年，迁徙楚国的屈、景、昭三族和齐国田氏充实关中，屈子《楚辞》由屈氏家族作为传家之宝传入关中，为贾谊所及见。南方的途径，

本书从诗歌创作和艺术批评两个角度，探讨了杜甫诗歌对宋诗的影响，梳理了宋代杜诗艺术批评的主要内容，并提出诸多新见。基于宋代诗歌和诗论的文本，本书全面揭示了宋代诗歌创作学杜的阶段性及其特征，探讨了杜诗对宋代诗歌创作的影响，以及宋人学杜的成就和局限；并从诗歌成就、艺术渊源、体裁特征、主体风格、对仗、用典等不同方面，系统总结了宋人对杜甫诗歌艺术的体认，从而较为细致地勾勒出宋代杜诗学发展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征

无论是杜甫对草堂花木的配置剪裁，抑或白居易富于控制力和驯化感的园林经营，还是苏轼与文人雅致生活融为一体的花木题咏，唐宋诗人在园林植物审美实践中，丰富了中国的美学传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美学课题。本书上编考察王维、杜甫、白居易、李德裕、苏轼、晁补之、杨万里等诗人的园林植物书写特色。园林植物在其笔下，既是山林隐逸符号，也是博物认知对象，又是个人收藏珍玩。不同身份的花木，折射出唐宋文人复杂深刻的审美视角。

南宋孝宗乾、淳年间，辛弃疾、姜夔先后登上舞台，后世词坛始终未脱其藩篱。历代词学家都认识到该时段的重要性但却褒贬各异。具体来看，孝宗词坛打破了晚唐以来艳情词占主导的创作局面，咏物、述怀、说理、祝寿、节序等主题得到突显，“以诗为词”彻底实现，议论与用典极为普遍。与此同时，文人创作与社会娱乐需求出现分离，坊间编选歌本仍以北宋词为主，《草堂诗余》即为典型代表。通过对苏轼和辛弃疾这两位伟大词人进行比较，亦可

明末清初诗坛，诗派竞起，然终离不开对明代复古诗派之论争。明末的公安派与竟陵派以至于清初的神韵说之出现，或攻其弊，或自成一家之说，而其与复古诗派的诗学主张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殆无可疑。清代的沈德潜则是明末清初诗坛论争的总结者。沈氏从批驳李攀龙“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之说出发，以倡“诗教”作为突破唐诗的缺口，提出“以意运法”的诗学方法论，旨在突破复古诗派在诗论上的桎梏，导引诗坛走向创造之途。另一方面，

全书通过对明清各类诗文总集、别集、家集、谱牒、诗话及各县方志等文献进行爬梳与稽考，钩稽出三百余位明清嘉兴望族女性作家，发掘女性别集71种，整理出13支望族女性作家创作群体，并从宏观与微观的角度对嘉兴望族女性的生活环境、文化生态、时空分布、家族世系、文学创作特征与分期、文本的传播及区域代表性作家进行了全面考察与论述，勾勒出明清两代嘉兴府望族女性作家的精神面貌及文学创作的总体轮廓，阐述了明清嘉兴望族女

中国网络文学蓬勃发展离不开批评家的鼓励与鞭策，本书采取“以人带史，以史引论”的方式，选取国内10位最具代表性的网络文学批评家黄鸣奋、欧阳友权、陈定家、单小曦、周志雄、马季、邵燕君、夏烈、许苗苗、肖惊鸿，通过对他们网络文学理论批评成果的分析，展现他们的学术贡献，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地揭示中国网络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水平和学术贡献。本书以批评家个体的批评实践入手，通过个体的批评症候获得中国网络文学批评的理

本书按主题类型分为六辑，其主要层面在于多维度地运用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理念与方法，诸如辑佚、校注、考证之类；同时，致力于将文献学知识理念作为一种常态予以运用，即在一般性的研究之中，亦以文献为基础，广泛而细致地运用各类文献，结合精当的文本分析和必要的文学史视域，实现对作家、文本、时代与文学史的综合认识。质言之，文献学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方法，探索并建立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体系，关涉到现代

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规模宏大，作品有324编之多，时间从1903年至1924年长达22年之久，是清末民初诸多《说部丛书》中的佼佼者，体现了小说界革命的巨大实绩。本书首次对商务版《说部丛书》324编作品展开全面而系统的叙录，这是颇富创新性的研究工作。本书分英国、法国、美国、俄日以及其他国家与地区对每部作品的作者（著者与译者）、诸种版本、章节目录（全录或摘录）、序跋（全录或摘录），以及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