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转型与职业分层

本书着重考察的是，受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1895～1899年清朝统治阶层也开展了如何自救的热烈讨论，并在编练新军、修筑铁路、开掘矿藏、创办银行、推广邮政、改革教育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实质行动，即所谓“实政改革”。实政改革上承洋务运动“富国强兵”的内核，但在改革的规格、层次和深度、广度上有显著提升；其间发生的“百日维新”，是胶州湾事件后民族危机加深所引发的一次激进改革，出现了突破制度层的内在需求；同时

《中国乡约制度》以社会学的视角，运用历史学的方法和手段，从乡约制度入手，探索了中国乡村治理道路的历史过程，通过对历史经验的分析和提炼，运用于解决中国乡村社会的实际问题。

本书即力图从以下十一个方面对中国的政治智慧加以梳理和总结，并运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读者充分展示和呈现这些极具中国特色和思想魅力的政治智慧，具体为：一是“天下为公，法天合德”的大公政制理想与公共性政治智慧，二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政治信念，三是“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自然观念与无为政治理念，四是“为政以德，王道仁政”的德政思想与内圣外王的政治信念，五是“纳言听谏，君道天职”的谏议传统、理论与制

会元是会试的第一名，他们是科举文学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如果要了解明代知识精英在科举中的生存状态，会元群体是一个十分典型的样本。本书乘持大文学观念，以明代会元群体为对象，综合运用个案研究、群体研究和宏观研究，挖掘和解析了大量不为人重视的明人别集材料，立体化地探讨和呈现了明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考证、述史、论析融为一体，笔致清通精当。

现代国家政权构建的过程是一个国家权力对社会扩张和向基层渗透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军事、税收、司法和其他一些以前属于地方团体或传统社会精英的权力都逐渐收归国家政权所有。在战争或国际军事竞争带来的压力下，国家政权在强制、汲取和保护等方面的活动更容易取得成功。抗日根据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反映了这一进程。面对日军的侵略，为了使抗日根据地得到生存、发展和壮大，根据地政权显著地增强了自身的强制能力、汲取能力和保

作为士绅阶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代甘肃士绅既具有作为这一阶层的共性，也有地处西北社会的特性。首先，甘肃落后的经济、教育发展水平导致士绅阶层的数量与同时期江浙等富庶地区相比相对较少，但是甘肃民族成分的多样性也使得士绅群体的民族成分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此外，在士绅身份的获得途径上，科举考试依然是甘肃读书人获取士绅身份的主要途径，但通过军功奖叙而取得士绅身份，以及做官资格既是甘肃士绅获取士绅身份的一个

契丹王朝先后建立东京、上京、南京、中京、西京五个京城。辽朝前期采取“分国而治”的策略，以东丹国控驭渤海故壤，以大辽国统治燕云汉地。此后，“分国而治”逐渐转化为“分区而治”，东京用渤海制度，南京、西京用汉制，上京、中京则是汉制、契丹制度兼而有之。诸多迹象表明，辽朝并不存在“京道”一级的高层政区，而是在中后期逐渐形成了财赋路和军事路并行的复式政区。辽朝后期，行国性质的政治中心在捺钵，城国性质的政治中心

从嘉庆元年（1796）起至宣统三年（1911）云南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地方统治止，是清王朝统治云南后期，变革是其最大特征，国家治理面临着内忧外患多重挑战。本书作者大力收集和综合利用档案、文集、官修私撰著述等文献资料，运用时空分析的视角和方法，点面结合，独辟蹊径，尝试对清代后期封疆大吏群体认知云南省情与国家治理实践问题进行系统研究。认为云南封疆大吏群体作为国家治理实施主体，是清代后期云南历史演进的重要动

本书聚焦于皇位传承这一中古皇权政治之核心问题，力图揭示特殊时代背景下皇位传承在不同时期之具体表现、前后联系与普遍规律，对相关重要政治事件与人物等做出新的阐释，系统梳理中古皇位传承中相关个体、家族与国家之命运纠缠，影响皇位传承之民族传统、门阀政治等关键因素，以及中古时代特质，藉此反映中古政治文化之变迁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