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名物新证

本书主要研究有唐一代的军礼内容及其实施情况，无论是被载入《大唐开元礼》等礼典的军礼还是未被著录的其他军礼，均需要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理清其礼制内容与实际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对其特点与意义进行深层次的解读与阐释。虽然本书的讨论重点是唐代的军礼，但在叙述的过程中不仅仅囿于唐代，而是前后延伸，以求将其置于整个中古时代的军礼演变与发展的脉络之中，充分显示其继承演变的具体细节与历史地位，并对于唐代军礼与军

该书立足于明清时期，以史家、儒医、讼师为中心考察对象，研究近世知识群体的专业化与社会变迁，明清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大社会转型期，社会的变动剧烈而复杂，是中西历史命运转折与“大分流”的关键点。这一时期所出现的诸多重要现象、事件、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影响广泛而深远。考察这一转型期的社会变迁，知识群体是其中为有效的学术视角之一。知识群体作为社会群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是社会结构的构成要素，也是

历史的客观性问题不仅是一个历史哲学界所争论的核心问题，而且是一个关涉全部人文社会科学合法性的基本问题。马克思借助于黑格尔“思想的内涵逻辑”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澄明了人类现实的历史。一方面，马克思把对个人的理解诉诸人们所创造的现实历史，另一方面，他又通过对现实历史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寻求现实个人的解放道路。重新彰显马克思对“现实历史”的存在论澄明，不仅有利于破解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条化理解，而且有利于在学理

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集团崛起于清末新政时期，是左右清末民初政局的主要政治势力。作为“北洋三杰”之一的冯国璋，是袁世凯北洋集团的主要成员。在清末民初社会转型的大变革中，冯国璋从北洋军事将领转变为主政直隶、江苏等地的都督，对袁世凯加强中央集权和民初政局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本书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客观历史活动为依据，从现代化理论和国家治理的角度，全面审视冯国璋在直隶、江苏等地的地方治理实

两汉的农业、农民和农村是中国史学研究的传统课题。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两汉的农业政策、土地制度、农民起义、婚姻与家庭、宗族与宗法等，做了大量的学术研究，但同时，仍有许多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本书围绕两汉农业社会诸问题展开，在农业方面，着重讨论国家重农政策制定的时间和贯彻情况；在农民方面，主要就农民的构成与其生产经营特点、农民的权益与负担、自耕农的经济收支状况等问题展开讨论；在农村方面，着重就汉代的乡里聚

差异在当下的历史学研究中无处不在，差异多样化了我们的研究对象和主题，差异在改变着我们的追问方式，更重要是，差异与身份认同的连接，使得我们与研究对象之间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关系。本书是2016年举行的“写历史：实践中的反思”系列会议之二“差异与当下历史写作”的讨论成果结集，它展示了当下历史研究的可能性，也呈现着差异在历史写作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层面浮现。追问差异，也是在追问，在历史写作中，它的反义词是什么，

演说辞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撤战争史》（以下简称《伯史》）中约占1/4篇幅，是其作品的特色。将演说应用到历史作品的传统中，修昔底德的演说辞是十分突出的。这种极具特色的写作方式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和分歧。本书试图从修昔底德《伯史》中大量演说辞的视角出发，分析《伯史》中大量使用演说辞的原因，探寻演说辞的真实性，进而阐释修昔底德在《伯史》中大量运用演说辞的创作手法值得重视与借鉴。从而揭示演说辞所体现的那

近年来，中国历史社会学研究方兴未艾。如果说建构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历史使命，中国历史社会学的探索则是建构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之根基与魂魄。中国历史社会学贯通古今、熔铸社会现实与历史深层意识及结构的方法论和个案研究，将深化和拓展社会学理论的解释力度，从而建构植根于中国本土社会的解释框架和理论体系。基于此，本书力图整体性地呈现费孝通在中国历史社会学方面的开拓之功，并全面介绍费孝通在历史社

《新中国历史学研究70年》分总论、中国考古学编、中国古代史编、中国近代史编、世界历史编、中国边疆史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编七部分。以中国历史研究院下属六个研究所现有学科为基础，系统总结新中国历史学研究在党和国家坚强领导下的学科发展状况、取得的主要成就、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发展方向，揭示历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阐释中国历史学发展的独特道路，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贡献力量